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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为何自作祭挽诗文

2020-08-17 08:49:01 来源:光明日报

  目前陶渊明诗文研究几乎到了“陶尽门前土”的地步,似乎已无可挖掘之处。但细细品读陶集,仍有值得关注和研究之诗文。如陶集中有一篇《自祭文》和三首《拟挽歌辞》。《文选》选陶渊明《挽歌》第三首,题曰《挽歌诗》;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和王孟白《陶渊明诗文校笺》等均改“《拟挽歌辞》”,题作“《挽歌诗》”,认为此三首挽歌乃是陶渊明自作,而非拟作。

  从《自祭文》《挽歌诗》(或《拟挽歌辞》,以下统称“《挽歌诗》”)内容来看,陶渊明先假设自己已死,然后再面对自己的灵堂、坟墓和尸体,悼挽自己。这种行为看起来比较滑稽,也显得较为荒诞,但滑稽与荒诞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与异样的动机。

  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大家公认《自祭文》作于陶渊明去世之前不久;但对于《挽歌诗》,则有不同观点,有46岁(袁行霈)、51岁(逯钦立)、59岁(邓安生、龚斌等)、63岁(宋人吴仁杰、祁宽、赵泉山皆认为是临终绝笔,今人王孟白、孙钧锡、廖仲安等亦持类似观点)等几种说法。陶渊明在《答庞参军》序文中说“吾报疾多年,不复为文”,从陶作编年可知,他晚年的作品确实较少。既然他“不复为文”,那又为何自作祭文、自为挽歌?

  以旷达超越幻灭

  人之情多变,前一秒尚能旷达,下一刻却感万事皆空,幻灭消极与超脱达观均为人生之体验,陶渊明亦不例外。《自祭文》篇末云:“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以悲观者看,此句可视作自经弃世之言;以达观者看,可视作勘破生死之语。由幻灭至旷达,其间只隔一层纸,超越了悲观之幻灭,一切不复挂碍于心,即得大超脱之旷达,亦即袁行霈先生所谓陶渊明之“顺化”。

  细读陶渊明现存诗文,可见其思想矛盾之两端。日本学者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中指出,陶渊明的“许多作品都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内容”,并总结为“对生死的达观与执迷”等五个方面,对于全面揭示陶渊明思想矛盾复杂的特征,颇有贡献。陶渊明思想中的矛盾,到了中年生病之后,表现得更加突出。陶渊明“报疾多年”,无论对他的身体还是心理,都是一种漫长的折磨;而遭火(《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受灾(《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后的贫困,更给陶渊明带来生存的痛苦,“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古人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对陶渊明来说,也是一种“中年危机”:“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老冉冉其将至,而修名不立,对陶渊明来说,是人生最大的焦虑,故陶渊明“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细读陶诗,可发现陶渊明始终挂念的是“不朽”问题。袁行霈先生对此感悟极深,他在分析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时说:“‘形’苦于人生之短暂,‘影’苦于修名之难立”,“形影神三者,分别代表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陶渊明人生观里的冲突和调和”(《陶渊明研究(增订本)》)。

  另外,陶渊明对改朝换代时局的无奈甚至愤懑,对自己“疾患以来”病痛的切肤体验与无助感伤,对“室无莱妇”(《与子俨等疏》)的失望,以及《责子》诗中对孩子不成器的哀叹,萦绕心间,从而产生“天运苟如此”(《责子》)、“流幻百年中”(《还旧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的幻灭感,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只好“且进杯中物”(《责子》),暂时麻醉自己,忘却俗世的痛苦。

  然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对这种“人生实难”“终归空无”幻灭感的超越。《神释》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罗大经评曰:“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鹤林玉露》卷十五)陶渊明之超脱,又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他达观从容,委运任化,任真随性,想出仕则仕,想归隐则隐,酒醉欲眠而遣人归去,去人家吃饭喝酒而赋《乞食》之诗,“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大病之后“药剂弗尝,祷祀非恤”(颜延之《陶征士诔》),“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以这种心态自作祭文、写挽歌,也就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了。仅就自作祭文与挽歌这件事本身来看,已是其泰然面对生死的达观顺化之举。

  力图创新

  陶渊明有着强烈的创新及“立言”以求不朽的意识。发前人之未发,写前人之未写,是谓创新。试看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前人何曾专力写过?故陶渊明能成为田园诗创作第一人。乞讨之事,何人敢写入诗中?唯陶渊明首开先河,作《乞食》诗。关于《五柳先生传》,范子烨先生认为不是自传,邵明珍也认为传赞体一般不能用于写自传(《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但如果从陶渊明有意创新主题内容的情况来看,他为何不能有意创新自作传记?他人所不能为,我能为之;他人所不敢为,我亦为之;他人所不敢写不能写未曾写,我均写之——此之为我。“语不惊人死不休”,屈原如是,陶渊明如是,李白、杜甫如是,苏轼等人亦如是。

  袁行霈先生从“徘徊回归主题”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专论“陶诗主题的创新”,而其中尤以固穷安贫和农耕主题为代表,他强调说:“田园诗是他的独创,在田园诗中以农耕为主题,更是陶渊明的独创。”(《陶渊明研究(增订本)》)同理,尽管祭文、挽诗一般都是他人为死者作,但陶渊明为何就不能打破常规,自作祭文和挽诗?故渊明《自祭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自祭文。即便此前缪袭、陆机、傅玄已有自挽诗,即便陶渊明所作挽诗题作《拟挽歌辞》,也仍然不妨碍其内容的创新。

  游戏之作,兼安慰亲朋

  从《拟挽歌辞》文字来看,虽极沉痛,却不乏戏谑色彩。“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身死而神不死,身外之我一本正经地诵挽诗哀悼自己,身内之我却依然有感有知,这一场景本身就很滑稽。诗云“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去世之人仍以饮酒挂怀,可以达观视之,亦可看作游戏之语。《自祭文》亦有此类文字,如“候颜已冥,聆音愈漠”“窅窅我行,萧萧墓门”,亦逸想之文字,故苏轼曰:“渊明《自祭文》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死生之流哉。”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陶渊明自知大限将至,料想自己死后“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故作祭文、挽歌,以达观之语安慰家人朋友。《与子俨等疏》云“天地赋命,生必有死”,又引子夏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拟挽歌辞》开篇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生老病死乃人生的常态,原本不必挂碍于心。《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生存之世乃临时暂居之逆旅,唯有死亡才是永久回归原本之住宅,“我来自尘土,复归于尘土”,视死亡为解脱,“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己已看破生死,亲朋又何必要悲伤?

  受当时风尚影响

  晋时士人言行举止放达不羁,及时行乐、诗酒宴饮的生活方式为广大文士们所接受。政治上的矛盾斗争与生命的短暂无常使他们的内心趋向封闭,并由建安时期的昂扬高蹈、慷慨悲歌转变为正始时期的韬光养晦、纵情放浪,在这种思想变化中,晋人更加淡然地看待生命,回归自我,超然自适。晋时之人对死生看得很重,但表现在言行上,却是视死如归。这正表现了晋人对待生死的矛盾态度。《文选》有魏晋人缪袭《挽歌诗》1首,晋陆机《挽歌诗》3首,傅玄《挽歌辞》1首,皆为自挽之作。这种时风所及,不能不对陶渊明创作《自祭文》《拟挽歌辞》有所影响。持此观点者,有宋代赵泉山,另有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他认为:“陶公《挽歌诗》及《自祭文》,洵当时风尚而作耳。”

  诗文创作大多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感情积淀,正所谓“长期积累,一朝得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综合陶渊明的现存作品可以判断,《自祭文》《挽歌诗》的创作并非陶渊明一时心血来潮之作,其创作动机当有多个层面。

  (作者:和谈,系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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