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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

叶介甫
2019-06-19 15:16:51

  “东风—2号”终于研制和发射成功

  在近程的P2导弹(后来命名的“东风—1号”,也简称“东—1”)即将仿制成功的时候,聂荣臻及时指示五院要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作为五院的技术负责人,钱学森立即调整五院技术力量,加强设计队伍协助聂老总实施这一转变。

  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这是我国导弹技术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一飞跃,对我国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经过民主讨论,总体设计思想和总体方案基本确定下来,即以“东风—1号”为基础,设计上不作大的改动,只将发动机和弹体结构等各方面的尺寸加大一些,使其射程达到中近程(即1000公里左右)的要求。总体方案一定,各系统便按此开始设计工作。鉴于苏联的背信弃义,五院提出要尽快搞出我们自己的“争气弹”。全院上下“变气愤为发奋”,都在为争取我们自己的“争气弹”早日上天而发愤工作。到1962年3月初,仅用了大约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就出厂待发了。

  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也简称“东一2”)导弹竖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随着倒计时的口令:“3—2—1—点火!”导弹腾空而起。然而,欢腾的人们很快用肉眼就看到,弹身在晃动,接着导弹偏离了轨道,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离发射塔不远的沙漠上,将戈壁滩炸出了个大大的弹坑。全体参试人员大为震惊,既感到万分痛惜,又感到巨大的压力。在这初次遇到的挫折面前,聂荣臻十分沉着、冷静,他立即安慰大家:科学试验允许失败。并指示各级领导,不要追查责任,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再战。对于查出故障原因的人,同样要给予奖励。并指定钱学森立即飞赴基地,负责故障的分析。聂荣臻的指示对全体参试人员是极大的安慰,并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

  第二天,即3月22日,钱学森赶赴基地。他首先察看了坠落现场,并组织人员收集残骸,作故障分析之用。经过三个多月的仔细分析、研究,从各分系统到总体,开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故障分析会议,对导弹残骸进行测定分析,对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和分析等等,故障的原因终于逐渐明晰。

  鉴于“东风—2号”第一次试验失败的教训,从1962年到1964年,国防部五院认真贯彻调整的方针,缩短了研制战线,进一步集中力量,突破“东风—2号”的技术难关。针对试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审查、修改了总体方案,各分系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经过修改设计后研制出的导弹产品,先后通过17项大型地面试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都已解决,钱学森和广大技术人员都对即将进行的发射试验充满了信心。

  1964年6月29日,钱学森协助张爱萍,在20基地组织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再次进行发射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张爱萍激动得禁不住和钱学森热情握手、拥抱。它揭开了我国火箭、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接着,7月至10月间,又先后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得成功。

  “东风—2号”的研制和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也标志着1957年制订的12年科学规划的提前完成。

  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

  “东风—2号”成功研制和发射后,钱学森又有了新规划。他发动了有设计、生产、使用部门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3000多人参加的规划方案讨论,在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1964至1972年研制出“东风—2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3号”中程导弹,“东风—4号”中远程导弹和“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此称《八年四弹规划》。

  1965年,中央根据五院今后的任务需要,撤销了国防部五院的建制,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钱学森担任副部长。七机部成立以后,担子更大,任务也更重了。钱学森这时除了抓地地弹以外,“红旗”型号的地空导弹,“海鹰”型号的岸舰导弹,以及更长远一些的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及卫星等,也都陆续上马。由于钱学森和广大科技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积极的支持配合,20世纪60年代,我空军部队使用新装备的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曾多次击落侵犯我领空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实战证明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作战使用性能良好。但这时,钱学森花费精力较多的,是解决“两弹”结合试验中的各种问题。

  在本国的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和导弹这“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要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为此,七机部和二机部合作,在国防科委的统一指挥下,要组织进行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标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热”试验(装核燃料)。当时曾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并提出进行燃烧试验和撞击试验等;在发生意外情况下的自毁也有好几套方案,这些问题是全新的,钱学森和二机部、七机部人员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

  有了这些地面试验以后,钱学森在1965年12月份和1966年上半年,两次飞赴基地,组织了两批多发“东—2甲”的安全可靠性飞行试验。试验证明,“东—2甲”的方案是完全正确的。但试验中也暴露出在产品质量,特别是安全可靠性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或隐患,必需在“热”试验以前逐个加以解决。钱学森在动员会上多次强调,这是个新事物,无先例可循。并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来教育和鼓舞大家,并和大家一起,扎实而又细致地工作,排除一个个具体的故障或隐患,做到“不调不换,打好打准”。他遵照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不放过试验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差错。为此,他在1966年7月11日的《工作手册》中,以表格的方式,详细开列了“外协配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从大的方面分类,共十多项,细目则多达好几百项。对于这些问题,无论其大小,钱学森都极其认真地对待,并一一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解决的情况也要一一向他汇报。他还指出,该做的试验,一定要在出厂前做好,不能等到产品抵达基地以后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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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
编辑:赵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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