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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肃与中唐古文运动

刘正平
2018-08-06 10:11:16

  梁肃(753—793)是中唐大历、贞元时期的古文家,祖籍安定郡乌氏(今甘肃泾川县东北),自高祖梁敬实起迁居河南府陆浑县,父梁逵再迁今河南省新安县居住,此为梁肃出生地。梁肃在文集中自称“安定梁肃”,时人均以籍贯名之,可见文化上梁肃认同的是祖籍安定。少年时期,梁肃辗转流徙浙东、常州等地,后以文投谒古文家李华、独孤及,受其推重,并师事独孤及。官至监察御史、翰林学士领东宫侍读、史馆修撰等职,名位清显,儒林推重。

  梁肃为人笃厚诚明,德行圆融,侍父母至孝,待师长至敬,喜奖掖后进,时人比之为颜渊、黄叔度。虽仕途通达,然为人闲淡自守,不问时局,政治上“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对管仲、诸葛亮之流“留心济世”的栋梁之材并不推重,亦无所取法(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梁肃学识渊博,博通三教,合其两长,从不锋芒毕露,为人为文均温柔敦厚,鲜涉政事,因此也没有政敌、论敌。据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言,“其升于朝,无激讦以直己,无逶迤以曲从,不争逐以务进,不比周以为党”,退居之后也能做到“澹然居于一室”,以六籍百氏为娱,醉心翰墨。其立身处世原则如此,深得天台佛学“圆融无碍”教旨,无论在朝在野,均能优容自然,获得普遍的推重和包容。

  梁肃流传下来的文章以赋、序、赞、记、碑铭、墓志为主,多为散体,有少量骈体赋作传世,如《指佞草赋》《述初赋》。其作品大多为迎送交游之词,论议重在述古,记赞主阐佛学,少数像《过旧园赋》这样“追感平生”的作品,才会流露出“悲伤涕洟”的情绪。梁肃的文章,最大特色是“渊奧”,为文引经据典,六籍百家,信手拈来,论古誉今,纵横捭阖,《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奧,儒林推重”。兼之出入儒释,旁及道流,读罢给人学识渊博、议论卓然之感,难怪乎时人推重如此。崔恭评价他的文章“神道设教,化源旁济”,所指正在于此。梁肃创作有意回避了社会热点,少涉时事,以非常正统的文学观念引领社会风气,加之口不论人非,得以俯仰人世,优容自适,因此崔恭说他“絜当世,激清风”(《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并非指其关切社会现实,而是指其为文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并为弘扬清正之气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创作,在当世获得美誉,但难以产生传诸后世的经典作品,因此文学史上光芒黯淡。

  梁肃的文学创作实践虽然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但他的文学批评多有卓见,其文学观念也非常重要,因此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重要人物。毫无例外,梁肃也重视文学的厚风俗、美教化功能,即所谓“明大道”“宗有德”“备教化”“美艺文”(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不过他经常提出一些别具一格的说法,用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说,诗人之志有四:“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邻。”(《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将诗文的颂美传统扩大到“美邻”的地步,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关于“文道”关系,梁肃的观点承继传统,也有创见和发展。他评价中唐另一古文大家独孤及的创作,认为其“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这是传统雅正的文学创作观,并无新意别见,崔元翰在《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里也给予他同样的评价:“立德玩词以为文,其所论载讽咏,发于春秋,协于谟训,大雅之疏达而信,颂之宽静形焉。”不过,梁肃对文道关系并没有提出孰高孰下的判断,他主张“道胜则遇物而适,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这与同时代古文理论家的主张比起来,无疑是公允的。值得注意的是,梁肃提出了“德充则体和,道胜则境静”(《晚春崔中丞林亭会集诗序》)的主张,认为为文之根本在于以充沛的道德,创造“体和境静”的风貌,这与崔元翰对梁肃文章风格的评价是一致的。

  梁肃推崇两汉古文,积极肯定和赞美“楚风”文学。他根据《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宣示的汉家治理天下自有“王霸之道”祖制的记载,认为汉代的文章也有“王风”“霸图”两种风格,将博厚者归为王风,雄富者归于霸图。“时弥远而气益振,世逾往而声不灭”(《周公瑾墓下诗序》),梁肃认为两汉之后的作者要么理胜文薄,要么文胜理消,前者导致言繁意乱,后者导致意巧气弱。借此他提出了关于文、道、气关系的论述:“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梁肃认为最理想的创作是“气全辞辩”,符合这一条件的人物是古文大家李翰。根据梁肃的描述,李翰创作之“气”,实际上就是才气,“明白坦荡”“游泳性情”“温直显融”,“议者又谓君之才若崇山出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随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阂其行者也”(《补阙李君前集序》)。可见平和充沛的才气是为文成功的关键,从这里能够看出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影子,苏轼《文说》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梁肃也不否定楚辞一脉传承而来的“清越凄厉”之气,他在《送元锡赴举序》中说:“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由此可见,梁肃所言之“气”,包含的风格比较多样化。

  梁肃有出入释道的经历,使得他的“道气”之论有了特殊的含义。梁肃写有《〈神仙传〉论》和《导引图序》这样的文章,可见其思想养成较为复杂,本乎儒家,辅以佛老,故而将“道”“气”的内涵丰富化、多样化。他在《导引图序》中说:“气之贯万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资之以生。本乎地者,资之以成。古之善为道者,知气之在人,不利则郁,郁则伤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于是乎张而翕之,导而引之……”在这里,他所说的“气”是生成化育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蕴藏于人体之内的“神气”,实际上就是道家所言之“气”,所以“气”具有“贯道”的作用。由此可见,梁肃所言“道”“气”,已超越了纯粹的儒道和传统“文气”说。因此他在论及作家才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主张“才全志正”,丰富多样化的才学养成,是辅道的关键,也才能写出“光茂”如新的文章来:“才全者必几于道,志正者必安于时……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如是乎?”(《奉送刘侍御赴上都序》)

  但梁肃却是中唐古文运动桥梁式的人物,上承萧颖士、独孤及,下启韩愈、柳宗元。其文论,创作方面主张“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认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斯文败坏。他对文道关系、道气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韩愈和柳宗元古文主张的先声,更对其之前的独孤及等人的理论主张做出了比较大的发展。从唐代古文革新的几个基本关键词的角度考察,梁肃的贡献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甚至他也注意到了文章的“缘情”传统,提出了“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周公瑾墓下诗序》)的主张,他对屈宋枚马的肯定,“显示了古文理论由宗经传道向缘情体物的发展”(胡大浚《〈梁肃文集〉前言》)。这正是他对古文运动理论作出的贡献,但梁肃的创作走的却是一条温柔醇和的路线,“信佛、复古、而不适于经世之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他的古文理论主要空言明道,很少关涉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与韩愈“不平则鸣”、柳宗元“辅时及物为道”的理论主张不同,后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创作者的内心情怀,并运用在创作实践中。梁肃文学成就的“病弊”在于理论主张的“先进”与创作实践的“复古”相互背离,未能很好结合,进而创作出经典传世作品,这也是他当世名声斐然而后世默默的重要原因。

  (作者:刘正平,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梁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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