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龙门水文站站长朱洪雁(右)与同事吴振国(左)正在进行取水取沙作业。(视频截图,2019年4月15日摄)本报记者张晟摄

　　黄河哨兵

　　“吱呦呦”“吱呦呦”——伴随着钢索卷起的声音,一个吊箱从黄河上空缓缓滑过,一点点靠近龙门水文站,吊箱里站着刚从15里外的小镇买菜回来的吴振国。

　　龙门水文站建在黄河著名险段禹门口的悬崖峭壁上。传说治水英雄大禹举着巨斧在黄河边行走,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因而龙门又得名“禹门口”。龙门水文站地势险要,人和物资进出只能搭乘吊箱。

　　27岁的吴振国,已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4年。第一次乘吊箱横渡黄河时,他双手牢牢抓住扶手,紧张得不敢向外望一眼。如今,一年几百次的往返,让他成长为一名无惧狂风巨浪的水文工作者。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能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工作中磨练自己。”吴振国说。

　　龙门水文工作者的工作是每天进行黄河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测验。放下蔬菜的吴振国再一次钻进吊箱内,开始了一天的测验工作。

　　只见他和另一位同事缓缓滑到黄河中央,在距河面20米高的地方停稳后,开始转动钢索,将750公斤重、搭载着流速仪(用于测流量)和锚式取样器(采集水样测含沙量)的铅鱼沉入水中。

　　每次测验有5个点位,每个测验点取沙4次。沉重的铅鱼一次次出水、入水,带着吊箱左右摇晃。

　　“这样的测验工作,洪水期每天要进行好多遍。一次洪水过程中,最多测过13次流量。”龙门水文站站长、老党员朱洪雁说。

　　朱洪雁祖孙三代都是水文人,他爷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龙门站工作过。小时候的朱洪雁,不理解为什么爷爷和爸爸每次上班一走就是半年多,直到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水文人就像是黄河上的哨兵,水文站就是哨兵们坚守的哨所。不论寒暑,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尤其是每年6月到9月的伏汛期间,更是要求全员在岗,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水文站。”朱洪雁说。

　　2016年夏天,吴振国迎来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伏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一天,正在紧张统计水文数据的吴振国,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什么事呀?”吴振国眼不离数据,拿起电话问。

　　“儿子,啥时候回家呀?”父亲有些犹豫地问。

　　“最近可忙呢,过了汛期就回家。”吴振国答完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母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吴振国抓起电话说:“妈,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隔了一会说:“没啥事,就问问你啥时候回家,妈想你了。”

　　“等汛期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们。”吴振国又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姐姐又打来了电话:“你快请假回家,老妈明天要做手术。”没等吴振国说话,姐姐焦急的声音就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吴振国一听,来不及细问,连忙请假赶往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母亲住院好多天了,就盼着儿子回来看看。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醒来看到守在身旁的吴振国,对他说:“妈没事了,你快回站上去吧。”

　　吴振国含泪点了点头,没有回家休息,直接返回水文站。

　　龙门水文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是听着水文站老职工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啥叫吃苦不怕苦。

　　那是1967年8月11日,黄河禹门口水声轰鸣,浊浪滔天,龙门水文站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临了!

　　为了完整控制这次洪水过程,卢振甫和几位同事登上测船,顶着惊涛骇浪,冲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中。为了确保测船安全,他们用手指粗的钢丝绳将船拴在岸上,但五六米长的测船仍像树叶般在波峰浪谷间跌宕。

　　突然,一个巨浪拍来,“嘣”的一声脆响,钢丝绳被绷断了。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抽在卢振甫右肩部,将他打向船外。落河的瞬间,卢振甫用力抓住了船舷,同事们赶忙上前将他拉上了船。

　　爬上船的卢振甫,右半边脸鲜血淋漓。还没等他缓过气来,同事们就惊呼:“耳朵!耳朵!老卢,你的耳朵没了!”

　　卢振甫一摸才知道,方才钢丝绳断后那么一甩,切掉了他的右耳。同事们在船上东摸西寻,总算找到了卢振甫被切掉的耳朵。卢振甫接过耳朵装在兜里,又回到测量岗位上。

　　“老卢,要不你先上岸……”“别浪费时间了,咱们快抓紧测量!”

　　直到洪峰退去,卢振甫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被切掉的耳朵已无法缝合,留下了终身残疾。

　　龙门站建站85年来,曾有5名职工牺牲,还有多名职工在工作中负伤。朱洪雁说:“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水文人对黄河哨所的代代坚守,反而塑造了我们迎难而上、不图名利的黄河工匠精神!”

　　那沟,那塬,那峁

　　黄色的沟,黄色的塬,黄色的峁,这便是李建文天天与之见面的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流失治理方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51年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设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建站后不久,李建文的父亲就来到这里工作。

　　小时候的李建文非常淘气,每天放学后,他都会来到父亲工作的南小河沟试验场,和小伙伴一起抓兔子、掏鸟窝。“那时候沟里树还不多,兔子跑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和兔子赛跑。”李建文回忆说。

　　奔跑在南小河沟的小男孩,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子,这里的12座山、12条沟和1个大塬面一一刻在了他心里。长大后的李建文,放弃了在市区的工作,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水土保持工作者,来到南小河沟试验场工作。

　　如今,52岁的李建文已是试验场的副场长。他说:“南小河沟试验场担负着国家水土流失动态监测5个站点、2个气象园、38个径流小区、40个雨量站的常年数据观测、整理和分析工作。”

　　2017年6月19日,暴雨突袭南小河沟。电闪雷鸣中,李建文的手机响了:“副场长,我们观测点的雷达水位计被暴雨冲走了。”一名职工在电话那头大喊着。

　　李建文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平常很难遇到这么大的产流,现在有了,怎么能放过?不行,一定要测到流量和含沙量的数据!”撂下电话,李建文穿上雨衣、挽起裤腿就和同事带着新的水位计赶往观测点。

　　离观测点300多米的地方,积水已经漫上了路面,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一步走错就可能跌进百丈深沟中。

　　“党员同志走到前面探路!”李建文说着,第一个抬腿迈进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水前进。

　　突然,李建文脚底一软,一个趔趄向沟边滑去。此刻,李建文的第一反应就是牢牢抱住水位计……好在同事眼疾手快,将他一把拽住,才避免他跌进深沟。

　　李建文说:“我们从事水土保持测量工作,主要就是在暴雨期间观测径流泥沙情况,为找到适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数据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获得测量数据,旁的都顾不上了。”

　　经过两代水土保持工作者60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的南小河沟和当年比大变了样。站在山顶望去,深深浅浅的绿色望不到尽头。苹果、山杏、侧柏、油松、五角枫、沙棘……树种多得李建文一口气都数不过来。

　　“南小河沟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达到87%,林草覆盖率84.5%。现在林深树密,可不好抓兔子了喽。”李建文自豪地说。

　　来自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白平良,同样是一位“拼命三郎”。

　　陕西省绥德县位于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然而1994年8月的一天,这里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单日降雨量达到100多毫米。

　　白平良当时正在桥沟径流场进行观测,豆粒大的雨点打得铁皮观测房“噼啪”作响,翻卷着雨幕的狂风吹得铁皮房左右摇摆,顺山而下的浊流将铁皮房下的梁峁冲刷得一块块塌落。

　　看着摇摇欲坠的测量房,看着即将形成的山洪,山下的同事们急了,大喊:“小白,小白,快下来,快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