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老师，我想办个养牛场，您觉得合适吗？”

　　“您教我种的火龙果快熟了，能帮忙对接市场吗？”

　　“最近我的花椒产量上不来，想请您看看哪儿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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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跟随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院长熊康宁采访，一到花江大峡谷石漠化治理示范区，路上不断有村民来跟他搭话。记者心生疑惑：明明研究石漠化治理，村民生计问题为啥也要问他？

　　一双登山鞋，一件冲锋衣，60岁的熊康宁虽然两鬓花白，走起山路却很快。“在农民的土地上做科研，要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仿佛看出了记者的心思，熊康宁笑着说。

　　跟穷山恶水打一场生态硬仗

　　走在花江大峡谷石漠化治理示范区，远看漫山苍翠，秋阳里生机盎然。不过走近一看，绿叶下不是黄土，而是一片白花花的石头。

　　“乱石旮旯地，牛马进不去；耕种几大坡，收入两小箩。”贵州的石漠化面积与严重程度居全国之首，特别是关岭县以南、贞丰县以北的北盘江花江大峡谷两岸，近九成的国土面积都被乱石覆盖，当地老百姓只能从石头缝里讨活路。

　　“一眼望去几乎寸草不生，但凡有点土的地方都被种上了玉米。”1985年，熊康宁从贵州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喀斯特研究。1996年，他第一次进入花江大峡谷，看到眼前的景象，心里不禁直打鼓。但他最终决定留下来，“石山这么严重，具体原因、治理方向却有待明确。”

　　熊康宁带领科研团队翻山越岭做调研，发现石漠化并非完全是喀斯特地貌脆弱的自然环境导致，毁林开荒和伐木烧薪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才是生态严重恶化的关键。

　　熊康宁认为，解决石漠化问题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治理。此后数年，他和团队成员终于查明全省石漠化分布和趋势，并建立起石漠化等级指标体系。

　　从2000年开始，借助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熊康宁与科研团队决定，在花江大峡谷设立一片石漠化治理示范区，准备跟“穷山恶水”打一场生态硬仗。

　　住进村民的石头屋，手把手教种植花椒

　　擦耳岩村，贞丰县境内北盘江沿岸的小山村，村如其名，远处奇峰耸立，眼前乱石嶙峋。“山上除了几棵玉米，剩下的全是石头，20亩地养不活一家5口人。”在熊康宁来村里之前，村民饶大友不敢想象山上还能种其他植物。

　　“恢复植被，要让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熊康宁设计了一套综合治理方案，提出以蓄水、治土为核心，特色经济林种植及高产技术为支撑，将工程措施、农艺措施、产业措施等技术体系予以科学配置。

　　为此，科研团队通过对比实验，确认花椒、金银花等作物比较适应花江大峡谷的自然环境，于是采购了大批秧苗，免费送给当地老百姓试种。

　　“秧苗发给他们，转手就抱去喂牛，说什么也不肯放弃种玉米。”熊康宁没想到老百姓不买账，甚至提出质疑。良苦用心却得不到老百姓认可，他开始反思原因。“我们的结论来自于实验室，老百姓看不到具体效益，当然不会买账。”

　　熊康宁干脆住进了饶大友的石头屋，手把手教他种植花椒，并承诺收获后包找市场。不出三年，饶大友惊奇地发现，仅靠花椒一年就能带来数万元收入，比种玉米强得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纷纷主动舍玉米改种科研团队推荐的作物。眼看局面已经打开，意外状况又出现了。

　　“秧苗种下去，山顶寨子的村民却不给山下放水，找谁做工作都不管用。”后来，熊康宁提了20多斤苞谷酒进寨，与村民大醉一场后，水的问题顺利解决。

　　“与在实验室做科研不同，在农民的土地上做科研，就应该和他们打成一片。”经过20多年的努力，熊康宁和团队将花江大峡谷石漠化治理示范区拓展到50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从1996年的3%提升到47%，石漠化面积比例降低了31%，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650元提高到6000元。

　　因地制宜治理石漠化

　　走出擦耳岩村不远，便来到银洞湾村，漫山遍野的花椒林中，一条栈道直通峡谷。这是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又一尝试，他们正依托当地奇山奇石的喀斯特地貌和气势磅礴的峡谷景观，建起一个山地旅游产业示范基地。

　　“石漠化治理不是简单的植树造林，而是一个系统工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应当相辅相成。”针对不同等级石漠化的具体情况，熊康宁科研团队系统性提出防治措施，构建了毕节、清镇、花江3种石漠化治理模式，以及人工造林与特色林产业、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等9种工程模式与衍生产业技术体系。“有的地方适合发展经果林，有的地方适合种蔬菜，治理也要对症下药，不能一个方子管到底。”

　　“虽然示范区内的石漠化得到了有效治理，但是全省喀斯特地区土地退化的趋势没有彻底逆转。”从教33年，熊康宁时常告诫团队成员和弟子们，石漠化治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剩下的就交给后生们去拼搏。”熊康宁说，一代接着一代干，顽石定能变青山。（本报记者  程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