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而终，只为描绘生命——记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

　　新华社昆明10月22日电题：从一而终，只为描绘生命——记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

　　新华社记者岳冉冉、周磊

　　有人把曾孝濂称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

　　“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

　　曾孝濂不喜欢“画家”或“植物学家”的称呼，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为植物画画。要说有点成绩，那就是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又在退休后为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了《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在采访中，曾老不是在思考就是在微笑，聊起植物聊至兴奋，他会手舞足蹈，眼睛里有专注也有天真。

　　小画种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是位植物科学画家。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

　　“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科学的手法描绘植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准。”曾孝濂打了个比方。

　　7月的一天，曾老到昆明植物园写生，他特意交代记者说话要轻，不要打扰到面前的“模特”。“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它的叶似芭蕉，花像金莲，金灿灿的包片茁壮丰满。”他对每种植物的特征都稔熟于心。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在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改变植物特征，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铁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好的植物科学画甚至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举例来说，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但大景深会虚化背景，曾老的画却可以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产地写生，拿到标本后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他画大蒜，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像”与“生命”。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皆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他不觉得。“科学画的最高境界是：在那儿，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生命的从容。“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

　　45年为《中国植物志》绘图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云南省威信县。他自幼爱画画，上了中学又是班里出黑板报的主力。

　　1959年，高中毕业的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就让他去画标本。“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需要你在哪儿就给你拧在哪儿。”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把它们编成书、绘成图，对于当时中国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员来说，简直是浩大工程。

　　“植物志、动物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料。中国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些基本数据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意义所在。

　　《中国植物志》的科学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绘图员不同——除了像别人一样摹标本，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他认为，树叶千面，需要画出生命，“我想把植物画活”。

　　正因为此，曾孝濂画的速度比别人慢。每画一张图，他都先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他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大都如此。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对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宽容，不但不催他进度，反而竭尽所能去帮他，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曾孝濂痴迷地钻进了植物的世界，逐渐成长为一代植物科学画大师。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最终，记载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全书共80卷126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对于《中国植物志》取得的功绩，曾孝濂谦虚地说：“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名植物学家、164位绘图员，都是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功臣，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我很荣幸。现在，绘图员们已过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劳动化作《中国植物志》保存了下来。”

　　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他觉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