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北大出版社在香港组织了书展,引起轰动。而温儒敏为展销会设计的主题条幅“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后来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社训”。
“我1999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办学思路,后来做学问、编教材,都努力这样去做。看到最近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也认可并采用了‘守正创新’这个提法,北大一些学院开会也打出这一‘口号’。”温儒敏感到欣慰。
2003年12月25日,在温儒敏的努力下,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林焘、袁行霈、徐中玉、陆俭明、刘中树、巢宗祺、蒋绍愚、王宁等一批著名学者加盟。其实这只是一个虚体机构,却做了很多实体也未见得能做的实事,其中包括组织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状况的9项田野调查,参与修订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参与高考语文改革的研究,举办“国培”连续多年培训20多万中小学教师,组织编写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培养语文教育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等等。温儒敏说:“人文学科其实花不了太多钱,有时钱多了要老想着怎么花钱,反而误事。北大语文所很穷,连办公室也没有,但享有北大多学科的资源,为高校服务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平台。”
温儒敏把介入基础教育说成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这是责任使然,也是北大传统使然。”2002年,他邀集十多位北大教授,包括陈平原、曹文轩、何怀宏等著名学者,跟人教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现在仍然有60%的中学在使用这套教材。2008年,他又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修改制定一部指导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国家文件。这些工作需要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很烦琐,一做就是几年,还不算自己在单位的业绩。但温儒敏和他的团队实心实意想为基础教育做点事。
2012年,教育部聘任温儒敏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从全国调集数十位专家和特级教师,历时5年,编撰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这套“部编本”语文教材已部分在全国投入使用,今后数年将成为全国统编的教材。
“编教材太难了,几十位专家和老师,编了5年,历经30轮评审,终于熬过来了。”温儒敏感慨地说,用了一个“熬”字,可见其中艰辛。新教材投入使用后,得到一线教师普遍的认可,认为“有新意又好用”。这又让温儒敏感到“很有成就感”。他说,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教材太重要了。但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社会关注度高,动辄还引起炒作,难免要带着镣铐跳舞。
温儒敏把语文教材编写说成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因为教材是不容许出错的,而选文又特别容易引起社会议论,一篇课文是上还是下,可能牵动许多人的感情。温儒敏说,其实语文课本并不只是美文的汇编,需要照顾方方面面,还得讲科学性。新教材有很多改革,都要有调查研究和论证,讲学理根据。比如过去小学生一上学首先就学汉语拼音,而统编语文教材改为先认识一些字,再学拼音,而且拼音学习的难度也降低了。其可行性是预先做过专题调查论证的。
统编语文教材渗透了温儒敏的语文教育思想。他认为,语文教不好,最大问题就是读书太少。一本语文教材也就十几篇文章,如果只读课文,不读课外书,无论怎么操练,也是无法提高语文素养的。温儒敏提出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就是培养读书兴趣。新编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在激发阅读兴趣和拓展课外阅读方面下了功夫,想办法让学生不要过早陷于流俗文化。比如增加古诗文诵读和名著导读,在小学一年级安排了“和大人一起读”。他希望通过中小学生的多读书来推进良性生活方式,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善。
近几年,《温儒敏论语文教育》有3集陆续出版,封底都写上这样一段话:“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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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家里开农家乐以来,花溪区久安乡雪厂村的吴仕刚一家每天都忙个不停。 吴仕刚家开的农家乐名叫“醉茶香”。“醉茶香”为何让很多客人“醉”在其中?吴仕刚道出了他的“生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