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打工20年，买房成家，四川话带上了本地口音

    “红本”暂住证变成“绿本”居住证，他找到归属感

    从杨国强上班的工厂到住处，距离500多米，会经过一个热闹的集市。傍晚5点，50岁的老杨走在前头，我和他老婆跟在后面。

    小吃店伙计、杂货摊老板娘、卖菜大爷，老杨笑嘻嘻的，见到每个人都热情招呼，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

    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庄史村，只要提起老杨，几乎没人不认识。老婆李长术说这些，言语里透着自豪。

    在嘉兴生活20年，话语间已有明显的拖着长尾音的嘉兴腔。最明显的变化是，一家人都不怎么吃辣了，和嘉兴人一样，口味清淡。

    买了房入了党，孩子们早学会嘉兴话，现在，一家人对巴山蜀水的思念已渐渐淡去。老杨已把嘉兴，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30年前随着民工大潮外出闯世界，“候鸟”飞到嘉兴落了根

    杨国强的老家，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协和乡的一个偏远山村，通往外界只有一条崎岖山路。

    “到了成都还得坐5小时大巴，再坐2小时公交，再走一段山路，才能到家。”老杨说，回家的路折腾啊。

    老杨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20岁那年，父母终于同意他出去打工。对此，老杨期待了很久。“山里太苦了，出去能挣钱还见世面，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

    那是1983年。杨国强揣着20元路费，去了贵州，帮别人编竹席。觉得没出路，一年后，他又去了云南，在砖瓦厂干活。后来，他像候鸟一样，去了很多地方，可每个地方都待不长久。

    无论你多么努力，别人老把你当外乡人。老杨说。

    1993年，而立之年的杨国强厌倦了四处漂泊的生活。有个老乡跟他说，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很多打工的都成了老板。于是，他来到嘉兴。20年过去，他还在嘉兴，并成家立业。

    “终于不用做那只飞来飞去的小小鸟了。”老杨说。

    「民工潮」

    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和城市谋生。198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进入集镇落户的通知》，允许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迁入城镇落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沿海地区开放，大量农民工涌向沿海大城市，形成波澜壮阔的民工潮。

    没钱办暂住证，整天东躲西藏像做贼

    到嘉兴后，杨国强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小作坊、小工厂，到处都贴着招人广告。

    “我不怕累不怕苦，什么活都能干。”可他一次次上门求职，总被拒之门外，“他们喜欢招本地人，光听我的口音，就直接摇手拒绝了。”

    杨国强只能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十几块钱，仅够吃饱肚子。他身体瘦弱、力气小，包工头很不满意。

    后来，在老乡帮助下，在一家天线厂，去了两次，老板才勉强同意，“试试看吧。”

    1995年的一天，镇里干部来通知，“外地人去派出所办暂住证。”办证要40多块钱。那时候，老婆也跟着来嘉兴打工，两个人办证就要80多元，而他一个月工资才300元。

    杨国强心疼钱，拖着不去办证。可是，到处都是查暂住证的。晚上觉都睡不好，就怕听到敲门声。

    “我们有工作，有住处，还好点。有些老乡，没钱没工作，整天东躲东藏，跟做贼一样。”老杨说。

    后来实在不方便，他咬咬牙，办出了那个“红本本”。“整天都贴身带着，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老杨说，那段时间，他生怕被当作盲流抓走。

    “那时候，哪家丢了东西，哪里有人闹事，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外地人干的。”1995年前后，因为怀里那个“红本本”暂住证，老杨一直闷闷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