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淫秽色情的视频和图片大多都是由群主“飞龙在天”发布到群里的，而且每个群友的入群费都是交纳给群主的，这样看来，这个群主就是靠传播淫秽色情视频来非法牟利，警方迅速对这个群主的相关信息进行调查。后经调查发现，这个群主姓金，湖北襄阳人，有盗窃前科，没有正当职业。掌握金某的相关信息之后，警方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抓捕，通过讯问，金某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一起制作淫秽视频。

　　办案民警：“搜集他们的证据当中，从他们的微信群里面发现，群成员之间在他们那个聊天记录里，时不时地提到过盒子、卡密这些东西。”通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这个直播盒子名为“桃花岛宝盒”，就是一个手机软件，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观看平台里的视频、图片以及文字等等相关的内容了。

　　“桃花岛宝盒”并不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你想长时间的浏览盒子里的内容是需要付费的。桃花岛宝盒能够看15分钟，15分钟之后，如果你想正常续费，你找到你的推广员，从推广员那里购买卡密。卡密其实就是登陆桃花岛宝盒后可以长时间观看的账户名和密码，金某之所以推广“桃花岛宝盒”就是为了贩卖卡密挣钱，通过金某在朋友圈里留下的下载地址，民警下载了“桃花岛宝盒”，当民警打开这个软件后，发现里面的内容十分低俗。

　　这个“桃花岛宝盒”，聚合了国内外上百家淫秽表演直播平台，上万名“黄播”，也就是黄色主播，这些女主播几乎每天都在平台上进行淫秽色情表演，表演的尺度让人难以想象。同时，不仅仅是直播，这个所谓的宝盒里面，还包含了大量已经拍摄和制作好的淫秽色情的视频和小说等内容。

　　每个女主播在表演时都有成百上千的网友观看，粗略估算平台每天的活跃用户超过万人，注册用户超过百万。警方调查后发现，在“桃花岛宝盒”聚合平台上，只要一个手机号，无论任何年龄，就可以注册成为会员。

　　刺激的内容，完全没有门槛的注册方式，吸引了大量用户，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进入直播平台观看淫秽色情表演。以“桃花岛宝盒”为例，警方初步调查发现，从2017年10月上线至2018年4月，6个月的时间里，注册会员和在线观看人数各超过百万，其中，90后的青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比达到了50%。

　　经过反复的研判，警方认为这个金某一直在销售“桃花岛宝盒”的卡密，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这个平台的销售人员，也许通过他能够打破僵局，为案件的侦办工作撕开一个突破口。后警方发现，这个金某只是平台卡密销售链条里最底层的一员，对他的调查也让警方有了一些收获。金某的上一层是张某，在四川成都的代理，然后通过反反复复的侦查，发现这个张某的上一级是吴某，在上海，吴某的上一级是谢某。抽丝剥茧般的调查之后，警方查明金某所在的销售链条的源头掌握在谢某的手中，这个谢某就是整个“桃花岛宝盒”卡密销售网络的总负责人，不出意外的话，只要通过这个销售网络的总负责人谢某应该就能找到平台的幕后经营者。

　　如果要想彻底打掉整个犯罪团伙，那么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嫌疑人的真实的身份信息。为了打开突破口，警方派出多组民警同时开展工作，一方面对涉案资金的走向进行调查，一方面通过手机号码的登记信息进行反复的核查，同时在一些技术部门的支持下，与一些互联网企业深入合作，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反复的摸排和交叉比对。在多部门的协作之下案情终于有了进展，桃花岛宝盒幕后运营人员的真实身份也逐一浮出了水面。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警方连转24个省份，100多个地区。最后警方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进行第一次集中收网，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63人，到目前为止，进行刑事强制措施的就有98人。

　　“黄鳝门”案件里，是女主播琪琪为了利益而自己录制淫秽视频进行传播，“老虎直播平台”是纠集了许多的女主播进行淫秽色情的直播表演来非法牟利，之后出现的“桃花岛宝盒”聚合平台是将许多的淫秽色情直播平台整合到了一起，虽然这几起案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警方侦办案件的逻辑却有着相似之处，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案件的侦办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困惑。

　　由于与直播平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警方在取证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提到的几起案件中，民警为了调取到合乎法律规定的证据，只能守候在电脑前进行实时的录制。

　　2018年3月，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了“黄鳝门”、“老虎直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2018年9月，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一些疑惑和争议同样出现在了法庭上。这些疑惑和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嫌疑人的定罪量刑方面。

　　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组织淫秽表演罪在量刑上有着较大的差别。法官：“量刑的话，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更重一点，组织淫秽表演罪就轻一些。一个要到十年以上，一个就不用了。按照这个案子的情节来说的话，就可能会到十年以上去量刑。”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如果能有更加清晰和全面的法律条文可以参照，案件的审理过程会更加顺利。法官：“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有一个淫秽物品，有个可重复性的播放，有个载体进行一个传播，并且要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话，直播女能不能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就可能有待商榷。”

　　2016年被誉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直播成为资本猖獗涌入的“风口”，一时间上千家直播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市场上，对于没有资本巨头依托的中小型直播平台，只能靠吸收流量来赚钱，涉黄就成了最为直接吸收流量的方式。

　　蜂拥而至的网络直播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背景下已成为了时代的热点。不少“90后”，甚至“00后”都纷纷奔向网络主播这个行业，期盼自己能成为网络红人，一夜成名，许多主播并不拥有相应的能力或者个人魅力，所以采取大尺度的表演吸引眼球变成了成名的捷径。这样的情况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副司长汤清淇：“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大量的出现，快速地发展。而我们的监管这一块始终是追着技术在跑，追着新业态在跑，很难实现完全的这种同步。这样就造成了监管和现实之间的存在的一定的差距。”

　　如何才能更好地对直播行业进行监管和引导，让网络直播健康有序的发展？汤清淇副司长称，群策群力，多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越规者，规必惩之；逾矩者，矩必匡之。”严格的执行、有效的落实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

　　汤清淇：“比如说今年我们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文化旅游部，还有广电总局出台了一个加强直播行业管理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就对怎么样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直播行业的监管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

　　在监管的层面，全国扫黄打非办也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汤清淇：“第一个，还是要开展专项整治。第二个，就是要坚决地查处一些大案要案，包括湖南、浙江等地陆陆续续查获的一批大案要案。第三个还是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

　　从行业内部，相关的互联网直播平台也在努力履行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某网络平台直播副总裁瞿涛：“我觉得我们总结起来，叫预防、技防、人防和群防四个防。预防的话，你对你的主播，或者你的用户，你也要做好相关的培训，先培训再上岗，配好刹车再上路；技防方面，比如说图像识别系统，然后人脸识别系统，然后关键词的检索各过滤系统；人防的话，必须得建立起一整套的人员的配备和相关的审核人员。同时审核人员还要与你的平台的用户规模相适应，相匹配。在一些醒目的这些位置，你都要有这样一个一键举报的这样一个系统；群防方面，我们行业里面，包括这个主管部门也都建立了黑名单的这样一个系统，只要是说各个平台有自己的黑名单的主播的话，就实时上传到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会自动分发到各个平台，然后大家就进行联合封禁，联合惩戒。”

　　汤清淇：“包括直播行业的从业者，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乱象丛生的这么一种业态的话，它是不具备持久发展的这种生命力的，还是一个规范有序的这么一个状态，才能够真正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2018年，截至9月底，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共核查转办直播及短视频案件线索475条，涉及违规直播平台300余个。目前已刑事立案查办网络直播类案件40起，行政处罚此类案件20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公安部挂牌督办重点直播类案件33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