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季的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周纪龙刚进家门，突然接到凯都公司电话，对方在电话里非常生气。原来工作室加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要大规模返工。如果耽误工期必须要赔偿。

　　周纪龙立刻找来现场负责人顾定华，一起赶到公司。经核对是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出错。他俩连夜驱车赶回，分头一个个给工人打电话，说明情况，让他们加班。没想到工人一听要加班返工，都闹情绪抵制。

　　周纪龙一边向残联汇报，争取资金支持，一边自掏腰包买小礼品到员工家慰问。在一一说服下，大家都被一一说服。整整5天，周纪龙驱车几十公里联络企业，又赶回来安抚残疾员工情绪，终于完成返工任务。

　　随着“冒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周纪龙发现，有些问题不能忽视，比如安全生产、队伍建设、管理规范、工伤事故等问题。“让工作室健康持续运行，必须靠制度”。

　　由于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没有指标压力，导致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周纪龙说，必须制定年度各工作室考核办法，明确各项工作要求，以制度为保证，以考核促发展。

　　周纪龙梳理了近几年圆梦工作室的发展，2013年员工总工资只有15万元，2014年是28万元，2015年是78万元，2016年是159万元，去年更是到了240万元。其中，这些工资都是分配给各个圆梦工作室。5年多来，工作室都是按月发工资，从未有拖欠。这让他感到自豪。

　　最近，薛家镇残疾人就业圆梦工作室有几名员工生病请假了，现场负责人压力陡升，怕完不成任务，他找到周纪龙能否减免任务。不过，这位负责人也承认，如果没有考核制度，工作室就会无组织、无纪律，像一盘散沙。

　　从事了多年财务工作的周纪龙深知财务重要性，一套成熟、透明的财务机制，能确保每个工作室在“阳光下”运行。如今，每个工作室，都像一家成熟企业，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核算员工工资，每人一本账，下班之后核对签字，每天干活儿数量都会公布。

　　2017年5月5日，春江镇长江社区的村干部找到蔡纪美时，蔡纪美还纳闷：谁会要残疾人去上班？现实中，她和丈夫戴维龙两人都是下肢肢体残疾，走路都要靠拐杖。

　　当时，她和丈夫挤在农村数十年没有修缮的老房子里，每月仅靠200元低保生活，孩子营养不良，站在同龄孩子面前，整整矮一头。无奈之下，丈夫去做鞋匠，每月收入增加800元。

　　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鞋匠需要大手劲，几年下来，丈夫每次拿起鞋子，手就会不停地抽筋，他已经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如今，这份工作对蔡纪美来说还是很轻松的。每天6点多到工作室，下午5点半回家，周日休息一天。她负责“插片”，每天最多能完成2500多个零件。俩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有3000多元，换做以前不敢想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找到“存在感”。今年55岁的张志明在这里找到“平等的感觉”。

　　10岁时，在砖厂工作的他不慎掉入砖窑，机器瞬间将他的右腿截成三段。此后大半辈子，“歧视”如影相随。直到来工作室，他的收入才增加。日子改善了，家里也添了新家具，“连吃肉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

　　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圆梦工作室的帮助下，走入社会。包立超被带到工作室时只有21岁，“自尊心强，很要面子，怕别人看不起，更不敢跟别人讲话。”这是他的自我评价。

　　第一个月拿工资，虽然只有300多元，包立超拿着几张钱，一遍又一遍地数，看到爸爸来接他，立马把钱掏出来。那时候，还在长身体的他，每年都要换一回假肢，家里没钱，又不好开口，只好忍着。后来，周纪龙发现包立超走路龇牙咧嘴的样子，才得知原委，连续3年帮他换假肢。

　　“我对不起周书记，有时真不想再长高了。”包立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