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真实的乡土中国

　　为什么到乡村来？写论文，完成课题，“为乡村做些什么”……缘由不一而足，但总绕不过那份对真实乡村的好奇和探究。

　　刚开始，白洪谭对到乡村去是有些“拒绝”的。

　　从农村到省城再到首都北京，读博期间又去加拿大访学……在白洪谭看来，自己的求学生涯是一个逐渐远离乡村的过程。如今再回到村里去，这让他有些纠结。但在和老师的沟通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很多知识来自西方经验，而非本土实践。他所说的老师便是华人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带队回到家乡调查缙云烧饼产业，又被称为“烧饼教授”。

　　在老师的启发下，白洪谭决定，通过实践与老师的实践进行对话，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封闭在象牙塔里，“要让学术根植于本土和实践，不要那么空洞”。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更为关注，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乡村相关的课题、研究也随之更为迫切，然而真正了解乡村的知识分子未必很多。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乡村，众星拱月般散落在城市周边，二者的距离看似很近。但如沙垚说，当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体，体力工人、技术工人和白领雇员、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日益分离，一种彼此拒绝的社会阶层关系正逐渐形成。

　　在国内，也能看到类似的身影，带着成果、评估、职称的锁链，高蹈于体面和舒适的状态和精神幻境之中。强调“在场”的知识分子，有时会在乡村“缺席”。

　　“我们对农民真的还不够了解，比如我们之前总觉得农民不把钱投到教育上，都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不理性，但真正去解剖某些家庭，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最理性的选择。”毕洁颖认为，“解剖乡村这一麻雀，向农民学习，或许才能从中窥见真实的乡村和中国。”

　　而越是深入乡村之中，张涛越能体会到农民那从泥土中长出的学问，“作为研究生或者博士，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头牛，那农民能看到牛的毛发，他们生活在其中，看得透彻。了解他们，才能细察民情”。

　　一手学业，一手乡村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多人也因在调研实践中了解到乡村的情况，进而萌生出“为乡村做点什么”的念头，正如白洪谭所说，看到乡村的真实情况后，你是拍拍屁股就走用它去换论文，还是同时留下来也为他做些什么？这是个问题。

　　白洪谭则是一边调研，一边乡建。他把自己看成内嵌于各种乡建力量之中的一种因素，在博士延期的一年时间里，他资助农民去高校参加乡建会议；带领几位失去生计的鸡农办起了合作农场，建起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冬暖棚种植有机蔬菜；举办读书会，让农民也成为涉农学术论文和学术成果的评议者；邀请国内外学生到村里和村民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活动给村里孩子一些指导。

　　目前，作为核心项目的农场问题依然多多，但让人欣喜的是，有自称“多少年都没摸过书本”的农民开始研究起生态堆肥技术，有的开始研究农业政策和贷款政策……

　　而在陕西东大墙村及所属的竹峪镇，来向医学博士淡松松咨询子女学习和教育问题的村民更多了，他所开展进行的竹峪乡村教育实验也渐为更多人关注。在那里，淡松松设立了竹峪乡村教育基金，奖励了品学兼优的学子、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等，还组织了竹峪青年联合志愿者协会，筹建竹峪立心乡村书院和三农公益大讲堂。而立之年的他，计划着在自己退休前捐赠至少120万元的兜底资金，并结合乡友与社会资源，分10期为东大墙村及竹峪镇提供“12+N万元”的教育资金，希望借此塑造当地群众重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传统，从而带动发展。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默默为乡村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研究乡土人物、自然生态，抑或是文化文物、科技经济等。在那里，有着理想的春枝烂漫，也有着现实的严寒风霜。乡村调研实践不易，有的不得不夜宿荒山古庙，与老鼠同眠，有的被质疑、不被理解，到处碰钉子，当然，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人也有。

　　在沙垚看来，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不是“下乡”或纡尊降贵而去，而应抱着平等的心态去乡村，和农民打成一片。真要做到这一点，毕洁颖觉得，去乡村不能蜻蜓点水，“像费孝通老先生当时那样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剖析的调研现在比较少见，但我们应该学习，脚踏实地，真正地融入乡村，提供我们的知识、思想、技术支撑等”。

　　“乡村建设并不是做慈善，也不能仅仅靠情怀推动，在我们动用外部力量建设乡村时，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发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内生力量，让村民把乡村振兴当成自己的事情。”白洪谭认为，进行乡村建设，不仅是“输血”，更要让乡村实现自我“造血”，这是社会上的共识。

　　沙垚希望，知识分子能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一起书写出一个真实美好的农村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在这种化学反应中可能会产出一种新的东西来，“一种新的社会的想象”。（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