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这些为自己的父母和祖辈做口述历史的人，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外公。在我电脑深处的一个文件夹里，安静地躺着那一年春节回家、“采访”外公的几段录音，时隔数年，我再一次打开它。

　　我上大学时曾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摞唐德刚的书，《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口述历史”这个词，当时想，大人物有历史，谁说普通人没有呢？

　　于是，我有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把外公这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一生都写出来！但一放就是数年，至今也未成文。

　　关于家族的故事，我和很多人一样，只会在家庭聚会闲聊的只言片语中，偶得一些片段，前因后果往往模糊不清。所以，那天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外公面前，打开录音笔，一贯淡定的外公竟然有些紧张，不知道说啥，我一问他一答。老人经历过太多事，可能都觉得是寻常。

　　外公名叫章关贤，84岁，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他6岁半上私塾，一共十几个学生，只有一个先生，先教百家姓。半年后，转入6年制小学，一个班只有8个学生，要学语文、算术、地理、历史。

　　那时候的书包就是一块土布，包上两本书，中间夹一支毛笔一锭墨一块小砚台——外公的一手小楷至今清秀。那时候的学生已经开始用铅笔，有的同学有德国铅笔，鸡牌，写出来比较浓，还不会断，同学们都看得眼热。

　　1947年，外公小学毕业，身为长子，没有条件再读初中，就在自家开的“章永盛花布米店”干活，烧饭记账都归他。店很小，本钱只有20石米（一石是150多斤，也就是3000斤米的本钱）。

　　小店卖土布，需要外公去乡下收。于是，他就随身背一根“六尺竿”，走在江南乡间的小路上，喊着“收布啊！收布啊！”乡人听到喊声，就会请外公到家里，先看布的质量，再讲价钱，讲好后拿出“六尺竿”量布，付钱。

　　16岁时，解放了，每户人家都住着几个解放军，也有两三个住在章家的店里，喊外公“小鬼小鬼”。“我很喜欢看他们吃饭，蹲在一个脸盆周围，里面是洋葱炒肉片，肉片都是肥肉，我到现在都很喜欢这道菜。”

　　那天讲到这里，家里来了客人，采访就中断了，之后又准备晚饭，历史就又变得断续。

　　“18岁，我一个人去杭州城里念东方会计学校，算盘打得蛮好。中国蚕丝公司来学校招工，就考算盘，五位数乘法，98989乘以89898，一个数字打在算盘上，另一个数字要记在心里。我考上了但是没去，没兴趣。”“毕业后，我又考上了萧山粮食局。现在人喜欢买新米，那时候人喜欢买陈米，有蛀虫都行，因为陈米涨性好，吃得饱。”

　　再后来的历史，我还没来得及问，一放数年。我只知道，外公又调去法院和公安局工作，为了查案走遍大江南北，曾在山东一待数月，有了爱吃大葱馒头的爱好。我还曾依稀听说外公的祖辈是从外地迁来于此，那就是另一段曲折的历史了。

　　魏祺说他喜欢上口述历史，最初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剧《大宅门》，原型是同仁堂，从一个家族的历史能看到当时的时代风云。后来，他又看了不少回忆录，但都是大人物的故事，很少有普通人。“事实上，一个普通家族的命运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魏祺说。

　　外公的命运如何，我看到的是后半段，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青春的好奇，他也曾是少年，当我试图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话，就有了穿越时空的奇妙感觉。

　　还是得把口述历史做下去，这是你的家的故事，也是你的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