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少年说，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也许自己会这样继续“碰瓷”下去。他迅速消瘦，体重掉到了80斤。

　　小金说，他确定了一件事，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

　　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

　　小金至今记得，父亲被押送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实话。”

　　当他跟着办案警官走进派出所，离审讯室越来越近，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他对着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得干干净净。

　　“不后悔。”小金说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爸爸妈妈应该被惩罚。”

　　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后。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给两个孩子安排住处，带他们在食堂吃饭。小金时不时地问警察：“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出来？” “如果不能出来，要判多久啊？”

　　收到民警给自己买的新衣服时，小金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有心事，不是真的开心。”

　　他偷偷告诉林煊，自己担心父母，又不担心父母，既想让他们出来，又担心他们出来后打自己。

　　“我不恨他们。伤心的时候，我会哭一下，过两天就好了。”他告诉林煊。

　　这个14岁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他会好好照顾妹妹，直到父母放出来，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自己再回老家，“老家学费便宜。”

　　如今，两个孩子在学校寄宿，学校给小金兄妹买了新被子、褥子等床上用品，还安排了生活老师照看。只是，这也并非长久之计，蒋老师很希望兄妹俩的亲戚可以前来照看，他许诺，学校可以为孩子的亲戚安排一份工作。

　　可是，自打孩子父母被刑事拘留后，只有一个在江苏打工的亲戚匆匆赶来一趟，给两个孩子塞了几百块钱后，又悄悄离去了。

　　林煊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位从警21年的警察见过很多法理与人情的冲突，许多父母犯罪，遗留下来的孩子如何照料一直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很多犯罪分子甚至会带着孩子作案，被抓时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气势”， “你们抓了我，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类似的情况总让警察为难。那些案子程度大多较轻，一般都是治安拘留15天，偶尔民警和协警也会客串一段时间的“爱心爸爸”。不过这回，林煊是第一次碰到父母带上孩子一道刑事犯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性质很恶劣”。

　　可这一次，他没有心软。

　　案子到派出所时，这个有一个18岁儿子的父亲表示，“这个案子要办，一定要办。” “这样的父母怎么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联系了街道办事处和妇联，希望一起处理这件让人揪心的案子。他很清楚，身着警服，“是刚性的，代表着法治”，他害怕吓到孩子，所以无论做笔录还是后续对孩子的心理辅导，他都叫上了这些“柔的力量”。

　　被送回学校前，全所警察为小金兄妹捐款6800余元。派出所还在福明街道办事处申请到一万元经费，专门用于小金兄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林煊从未开口相劝，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背部、手臂、腿部、后脑勺，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他惊呆了。

　　一些伤口至今发痒，在深夜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一切还没有完全过去。

　　警方表示，如果小金坚持回四川上学，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

　　但警方也很清楚，“送回老家不是首选”。 “农村老家读完初中就没学校了，在宁波城里读书，成绩好能上普高，成绩差也能上职高，至少能学门技术。”

　　“我们想努力让孩子用6年的时间学会自立。”警察林煊说。

　　看守所里，孩子的母亲选择了认罪，她哭泣着问警察，自家的米不够吃了，孩子该怎么生活。被刑拘当晚，她哭着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警方准备为文丽办理取保候审，“至少让两个孩子能有母亲照顾”。

　　“这里的回忆不好。”小金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来浙江7年了，他说自己也有遗憾，就是转学后除法没有学明白，当时太害怕了，搞不懂也不敢问，到后来自己也放弃了。

　　如果可以，他想回到过去，“把学习搞好，这样以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机器替代”。

　　他想得很远。他说，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我要让他学好，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一定不能做坏事。”

　　（文 袁贻辰 文中小金、卢勇、文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