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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红雷:整合利己、利他,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

2017-11-10 09:44:28

黎红雷认为,儒家德治中的“利他主义”有助于纠正“利己主义”的弊端,促进当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茅忠群表示,将儒家商道智慧用于企业管理中已有9年,对于企业经济效率的增长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右下)。

程霖在点评中指出,通过融合义利合一、义以生利形成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左下)。

  11月4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会长黎红雷做客第113-3期文汇讲堂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第三讲《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方太集团董事长、总裁茅忠群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史学系主任程霖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 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7)收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促进经济效率?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力上升、文化自信之时,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这一问题了。

  嘉宾主讲

  传统文化如何看待效率?

  “效率”是现代的概念,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效率是指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使用此概念,但却讨论过与之相关的问题。

  法家依据“自利论”见效快,儒家依据“向善论”更稳健

  《韩非子·难一》 篇中讲述:舜在历山、黄河边、东夷分别种田、打鱼和制陶一年,纠正了败坏的风气。孔子赞誉,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对此,韩非子反驳道:舜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三错。但若下令“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晨传暮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 显然,在韩非子看来,儒家的道德教化比不上法家的法令赏罚更有“效率”、效果更明显。

  但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不仅容易获得民心,也能取得迅速的治理效果。《孟子·公孙丑上》 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法令之快,只是一种“欲速则不达”的“快”。与之相反,儒家所追求的治理效果,是积极稳妥的快,这就只能依靠“德治”。

  儒家“德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向善论”。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但其共同点都是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扬善去恶。以往认为法家主张“性恶论”,其实是错误的。韩非子的理论从未谈及于此。法家“法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自利说”,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善与恶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其实是儒家的专利。韩非子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只有“利”才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动力,并以此作为实行赏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理论依据。

  德治与法治并举,王道与霸道杂之

  依照法家的治国之道,战国时期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平时生产更多的粮食,战时砍下更多敌人的头颅,都可以获得奖励、升官进爵。由此,秦国造就了被称为“虎狼之师”的强大军队,迅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从这个角度看,法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效率”也最有“效率”的学说。但是,迅速崛起的秦皇朝又迅速走向灭亡,使得后来的治国者对这套“效率”理论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实施了一段黄老之道后,人们的目光转向追求积极稳妥效果的儒家治道。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之道基本上都是儒家与法家融合,德治与法治并举,王道与霸道杂之。

  在今天的企业治理中,比如华为,一方面提倡团体精神的“狼性”,效率为先;另一方面又在分配上兼顾公平,实行员工持股。华为总部刻碑树立的公司信条是“小胜靠智,大胜在德”,依然把“德”作为企业的最高追求。

  市场经济如何以利他为动力?

  西方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每一个理性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达到“利他”的结果。但是,两百多年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斯密的设想过于乐观了,“利己之心”并未得到必要的限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巨大财富将人引入歧途的典型例子。

  塞勒“人是一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挑战斯密假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他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之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之后的后果,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为何系统地影响各个决策以及市场的成果。

  塞勒也曾研究“利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并非完全有效,人们会通过合作产生共赢,获取更大的效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慈善捐助等。因此,塞勒的结论是,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一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这一结论是对亚当·斯密“利己主义是理性行为”理论的直接挑战。

  稻盛和夫“利他之心”经营哲学挽救破产日航

  关于“利他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其实东方企业家早已在实践中解决了。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提出“利他之心”的经营哲学,主张“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2010年,将近80岁的稻盛和夫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仅用一年时间,就使日航做到了三个世界第一,利润第一,准点率第一,以及服务水平第一。其奥秘就是“以利他之心为本的经营”。稻盛和夫指出:“也许大家会认为,‘利他之心’是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语言,与企业经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经营者具备‘利他之心’,与提升企业效益这两者之间绝不矛盾。”他分析,“利他之心”能够唤来超越自力的所谓“他力之风”来帮助自己。稻盛和夫“利他之心”经营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以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对当代世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马云前往日本拜访稻盛和夫。他对稻盛和夫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看懂了人性。人都有善良和邪恶的一面,希望灵魂不断追求好的一面,但如果不能把自己不好的一面控制住,把美好的一面放大,那是不会成功的。”

  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前夕,马云给投资者发出了公开信,详细解释了他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内在逻辑:“在新经济时代,没有勤奋、快乐、激情敬业和富有才华能力的员工,给客户创造价值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满意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有满意的客户,没有满意的客户绝对不可能有满意的股东。”

  信息时代向数据时代转型,“利他思想”引导“共享经济”

  全面地看,“利己”与“利他”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早期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利己”为动机,鼓动人们从自己的利益与需求出发,努力工作,持续改进,确实推动了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利己”,必然给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带来越来越大的额外成本,最终拖垮社会与企业,他们的成功绝不可能长期持续,经济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技术时代向数据处理技术时代的转型。表面看是技术上的不同,实际上则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成功者必须有利他思想,只有让你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比你更强大,社会才会进步,你才有持续的成功。就此而言,“利他主义”有助于纠正“利己主义”的弊端,促进当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率。目前,概念源于西方但正大量在东方尤其中国实践的“共享经济”的兴起,就是“利他主义”的体现。

  当代儒家商道如何促进企业经济效率?

  说到儒家商道,就不能不提起被誉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孔子与子贡之间就有过关于“利己”与“利他”的讨论。

  人己互利的仁爱思想,构成了传统儒家商道的底色

  据 《论语·雍也》 篇记载,孔子不是片面地强调“利己”或者“利他”,而是将两者进行结合,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互利的仁爱思想,构成了传统儒家商道的底色。司马迁的 《史记·货值列传》,记载了包括端木赐子贡和陶朱公范蠡在内的几十位商人的事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核心精神便是“生财有道,富而好德。”在中国古代,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损陶朱义,货值何妨子贡贤”……

  当代中国企业家形成了“儒家商道”的集体智慧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企业家,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包括“老人言”即家风家教,“圣人言”即国学经典,“前人言”即传统商道等。他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管理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我称之为“儒家商道”的集体智慧,包括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形态、教以人伦的企业教化哲学、道之以德的企业管理文化、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理念、诚信为本的企业品牌观念、正己正人的企业领导方式、与时变化的企业战略智慧、善行天下的企业责任意识等。那么,儒家商道如何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率呢?

  第一,关爱经济效率的创造主体。员工是企业经济效率的创造主体。苏州固锝提出“建设幸福企业”的概念,即要把企业当作“家”来爱护和经营,把所有的员工当作“家人”。具体做法有:满足员工的归属感、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提升员工的福利待遇、展现领导的亲和力、营造企业的人情味等,总体上就是“仁者爱人”。据公司报表显示,推行“幸福企业”五年来,苏州固锝的市值增加了115.57%,利润增长了458.81%。

  第二,厚植经济效率的思想根基。效率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需要教育的,只有通过教育,让员工学会做人做事,才有可能奠定企业经济效率的思想根基。在欧美社会,做人的教育责任基本上由教会承担,企业对员工的“教育”,仅限于专业技能的培训。但在中国,这种“教以人伦”的责任就需要由社会和企业来承担。东莞泰威电子有限公司,2002年管理层开始学习《论语》 《孙子兵法》 《了凡四训》 等古代经典;2005年,组织员工学习《弟子规》;2012年内部成立泰威学院,提出“深信因果,践行弟子规”的核心价值观。公司不仅要求员工行孝践德,也组织全体员工参加国家高等自学考试,目的是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第三,建立经济效率的保障机制。企业提升经济效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必须有从思想到制度的全方位保障。现代企业制度来自西方,当代中国企业推行儒家商道,必然面临如何将二者结合的问题。方太集团提出的“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十六字方针,就是很好的思路。他们将“仁义礼智信”五常阐述为员工的行为规范,还借鉴传统晋商做法,推行按人头分配企业利润的“身股制”。近五年来,方太的年均销售增长率为28.8%,利润率增长14.33%。

  总的来说,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效率的,其中法家注重短期效率,儒家注重长期效率。第二,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只将利己作为经济效率的推动力,而当代企业家的实践表明,利他同样是经济效率的推动力。第三,综合前面两点,儒家商道智慧,把人的利己与利他,企业的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相互结合起来,为保证企业经济效率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嘉宾点评

  中国式管理模式:传统文化中涵化出企业效率

  程霖

  中国经济发展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中,除靠制度转型、技术变革外,还靠什么? 靠文化传承创新。因此,今天的论题既有时代意义,也非常具有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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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编辑:牛文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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