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去朝鲜了！”

　　1952年，正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朱军慌了，赶紧打报告，“我要回部队去。”

　　到一线去！无论是战士还是记者，这是她的信仰。

　　体工队挽留。朱军说：“首先，我的职业是记者。其次，我的爱人上前线了，我能在后方吗？”当时，她的关系还在46军的尖兵报。于是，她背着小背包，直接乘火车到了鸭绿江边，找到了军后勤部。

　　一张在朝鲜战场上的照片记录下朱军飒爽的影像：穿着厚厚的军装，戴着厚厚的军帽，腰间别着手枪。

　　如今的她，早已从工作了34年的光明日报社离休，虽已九十高龄，但记忆清晰。

　　从1952年9月到1955年的5月，她在朝鲜战场待了4个年头，过了3个冬天——

　　“那冬天真难过，真如人家说的冻得脊梁骨要结冰。那时，我穿着大号军装，里面塞了件部队的绒衣还冷得很。厕所都在野外，战场上的女兵，生活有诸多不便和艰难。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白天黑夜敌机随时侵犯轰炸。我认识的战友就有在行驶的汽车上、火车上以及行进中遭到轰炸牺牲的。”朱军说。

　　她一个人住在一个能容纳一个班的大坑道里，对面山坡上是男同志和办公的坑道，下山上山要走十几分钟。朱军回忆那时的战地生活，“手枪子弹上膛，放在枕头旁边。坑道门口，我在里面堆上好多装过子弹的空木箱子。我们经常吃罐头，罐头盒子留着，放在木箱上，一推门，罐头盒子掉下来不就醒了吗？就想办法保护自己。”

　　有一次轰炸，把坑道口给震塌了，只有上边有个天窗一样的口子，还有点儿亮。那时，她正赶写一篇广播稿。“心想，反正他们会来救我的，就趁着那点儿光亮，坐在子弹箱子上面继续写。我刚写完，自己还看了一遍。”

　　外面来人了，使劲儿喊。朱军说：“我在里面，没死呢！”

　　“假如那个坑道口被封住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就赶快跑来帮我把坑道口挖开。我就是胆子大。”朱军解释。

　　朱军也曾遇到过在汽车上被追着炸。“后边的汽车翻了，我们的汽车跑出了轰炸区，幸免于难。”

　　她的爱人王嘉林，1952年入朝，是军保卫干部，后调到志愿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直到1958年志愿军最后一批撤军回国。

　　“他多次遇险，真是战争的幸存者。”朱军讲道，“1953年，他带着100多人乘火车，遭遇敌机轰炸，伤亡惨重。他凭借一个老兵的战斗经验判断敌机俯冲、扔弹……迅速带领大家跳车、奔跑、卧倒……通信设备被炸毁，与军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月。他们步行绕道过江回到祖国，前方才知道他们还活着。”

　　听着她的讲述，你会理解，这位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多个部门负责人的她，为什么会始终像战士一样冲锋在新闻一线，执着无悔。

　　是战争，就会有伤亡，有牺牲。“我曾遇见一位副连长，头天还采访过他，第二天就牺牲了，被抬了回来。”朱军记得采访他时的对话——

　　“仗打完了你想干吗？”

　　“你想干吗？”

　　“我没想好，我还当记者，或者我去读书。你呢？”

　　“我想读书。”

　　“你读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历史，我要读历史学。”

　　“他被抬回来时，我看了就揪心地哭了，从没哭得那么伤心过。”

　　也有胜利的喜悦。朱军说，“1953年，我军驻守在三八线西线，离开城不远。与我军对峙的敌军是李承晚某部、美军陆战一师等。当时，李承晚反对停战谈判，破坏和谈。在志愿军几支友军部队结束金城反击战后，我军接着对李承晚军发起反击战，三打马踏里反击战取得全胜。这是我军停战前最后一次反击战，担任主打任务的是136师，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支英雄部队。”

　　朱军曾留有20多期和战友们出的志愿军尖兵报。后来停战谈判，报纸停办，她辗转到敌军工作部、宣传部。

　　“这段岁月让我坚强起来，更懂得了有国才有家。”朱军说。

　　（光明日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