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记忆深处的电码

　　陈素芬家电视柜上，摆着她和丈夫巴塔尔仓在大草原上的合影。

　　草原上风很大，她的头发略显凌乱，远没有那几张穿着旗袍参加宴会的照片精致。1979年，她和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管。

　　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

　　“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做就是了。”辛不辛苦、适不适应，这些事儿，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唯一一点，就是蒙古国蔬菜很少，好在每周都有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列车，“列车员都心肠特别好，知道我们在这边不容易，就经常帮着从北京买点蔬菜过来，大白菜、萝卜之类的，带一次够吃几天的。”几十年后，对于远在异国他乡时，同胞之间的点滴互助，她依然心怀感激。

　　陈素芬有本珍藏到现在的小册子，只有巴掌大，绿色封面，定价0.25元。记者随便打开一页，都是很密的小方格，一个方格一个字，对应着4位的编码和三个大写字母，再没有多余的信息，还有不少“掯”“徛”等生僻字。

　　这是1974年，当时的邮电部编写出版的《标准电码本》，陈素芬不知道翻烂了多少本，这是她保留至今的最后一本。

　　当时驻外分社从总社来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数字，要发回国内稿件也要逐字译为电码，并在纸条上将对应的码打孔。同样，也是一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工作。

　　记者以为译电码的工作，就像是谍战电影里经常有的镜头：报务员一手翻电码本，一手写查出来的字，显得特别紧张。

　　陈素芬笑着一口否定：“那怎么来得及？电码都得背下来，一看码就知道是什么字，只有偶尔不太确定才去查。”为了保证发稿效率，她这样要求自己。

　　“0022 0948 0364 3934 7825”，不做译电码工作几十年了，这一串数字她依然脱口而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应的电码。

　　小小的电码本虽然只有80页，看起来完全没有逻辑，不能靠理解去记忆，背起来相当枯燥。记者很诧异地问：“这怎么背得下来？”她笑着说：“可能当时年轻吧，记忆力还可以，就这么死记硬背了。”

　　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渗透到陈素芬做的每一件事中。记得有段时间，驻蒙大使馆缺一个出纳，叫她去帮忙管账。有一次，对账时差了几块钱，怎么也对不上，她饭都顾不上吃，就翻来覆去折腾了快一天，才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这几块钱。

　　就连这样一个帮忙的分外事，她都不允许出错。陈素芬说，觉得自己“死心眼”。

　　远在北京的儿子，却得不到这么多关注。单位的电话不能用来传私事儿，孩子的姥姥姥爷又不识字，陈素芬只能将嘱托录成磁带，拜托回国的同事带回去，再隔几个月，收到另一盘“回信”。

　　一次痛心的“失误”

　　陈素芬与编辑打交道，一般都是有事说事，很少谈及自己的心情。跟记者谈到丈夫巴塔尔仓，她用了简短两个字：伤心。

　　“刚退休没几天，老巴就走了。”陈素芬习惯叫丈夫“老巴”，她倚在单人沙发上，喃喃地说。

　　当年护士长介绍二人认识时，老巴的党员身份，给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增添了一层光环。由于精通蒙语和汉语，中蒙边界谈判时，老巴也是工作组成员。之后，外交部和新华社抢着要他。婚后，陈素芬跟着老巴国内国外来回跑，风里来雨里去都不在话下。

　　蒙古人喜欢靠酒交朋友，必须喝到一定程度才行。老巴是蒙古族人，在蒙古国采访到处都得喝酒，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们第三次派驻蒙古国，老巴外出采访几天，回来说胃不舒服。陈素芬以为是喝酒喝多了——这次近30年前的“失误”，她到现在仍耿耿于怀。

　　这个小小的警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简单熬点粥缓了过去。就这样没有检查、没有治疗，在蒙古国待了四年。

　　1996年，结束驻外回国两年后，老巴突然吐血，这才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硬化，已经有了腹水。担心自己一休息就彻底成了病号，老巴一直没有停止工作。

　　1998年，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

　　陈素芬来不及向单位请假，赶紧扶丈夫去医院。他们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愿意搭载病人的出租车。她手里还不忘拿个塑料袋，担心吐出来的血把人家的车弄脏。等到了医院，接血的塑料袋都快满了。

　　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医院要做肝病研究，希望家属同意解剖老巴的遗体。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样的要求很难被接受。

　　陈素芬希望老巴的病例能引人警醒，避免有人犯和自己同样的错。在和儿子商量后，她郑重地在同意书上签了字，并写下这句话：“这是巴塔尔仓最后为肝病研究做出的贡献，希望能造福后人。”

　　整整一天，陈素芬没有掉一滴眼泪，丈夫倒下了，她得替丈夫撑起来。直到在太平间，手里抱着他的衣服，见到被医生送回来的老巴，她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

　　老巴走后，面对众人的担心，陈素芬不愿过分悲悲切切，说“不行也得行”。

　　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屋子，已经装修好的三居室外加一居室的大平层，她没有多考虑就换给了同事，自己住一间装修简单的小房子。她说，那位同事比她更需要大的住房，自己一个人小一点就够了。

　　她一边上着班，一边调整着心情，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你走了那么多年，你还在我的身边；那一天你微笑的脸，如今闭上眼，我还能看见”。《乌兰巴托的夜》，陈素芬时不时低声哼唱。

　　老巴，是她这辈子对的那个人。这个小“失误”成了她心灵上不能触碰的伤口。

　　“隐形人”追求“零差错”

　　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似乎没有尽头。到后半夜，人会抵挡不住困倦，头晕脑胀、两眼发花，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证不出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要稿子一到手，就开始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公分的地方，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

　　目前，她是国社退休返聘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大家最多的评价，“有她在，放心。”

　　关于校对工作，有人戏称，这个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玄学”，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错误。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她觉得，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稿子在陈素芬手里，向来是用点校法，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她看过的稿子草样，都画满了红道道。

　　她校对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用，“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错将“扳”写为“板”。古文本就拗口，而且二字差别甚小，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

　　陈素芬看到这句，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她凭语感意识到有问题，经过核查，果然是部首错了。这类错误，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注意，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不能有问题。

　　不仅是这类生僻的错，很多时候，校对需要做的，是和大脑的浅层意识较劲。

　　比如，“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当你看完这句话，都不一定能发现这里的字全是乱的。因为人眼都是成区域地扫视，大脑会重新组织排列，如果速度够快，甚至能“一目十行”，只要上下文信息充足，都不影响阅读。

　　所以有些人看稿子，能速度很快“顺”一遍，然后就得出个“没啥大问题”的结论。

　　几年前，一个部门发稿，错将一位司空见惯的外国领导人，名字其中两个字的顺序颠倒了，很多人审很多遍都没有看出来，只有陈素芬发现了这个错误，靠的就是她逐字点校。

　　每当遇到战役性报道，大家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朝阳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陈素芬也和年轻人一样，什么时候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没有签，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我们老一辈新华人的优点，我是向老前辈们学习。”

　　当年19岁开始的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错误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问“这样的夜班准备上到什么时候”，她回答：“只要单位需要，我能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

　　夜班结束，冬夜的寒风中，她包裹着厚重的外套，显得身影越发清瘦，徐徐前行的脚步，仿佛踩着那首《乌兰巴托的夜》的旋律：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

　　唱歌的人，不会掉眼泪；

　　……（记者 刘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