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深夜，陈素芬在夜班校对室校对稿件。记者刘婧宇摄

陈素芬和丈夫参加那达慕大会。受访者供图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

　　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盆中绿植郁郁葱葱，不见一片枯叶，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整洁中透着主人的精心。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白天在家里，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施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在陈素芬的世界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极少闲聊，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对”，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童年记忆中，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唯一一次吃到苹果，还是生病发高烧时。

　　“苦命的孩子”，她这样形容自己。每当邻居给小素芬一点好吃的，她都会开心地带回家，绝不会吃独食。

　　解放后，因工人家庭的良好出身，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

　　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每月能挣30多元，工资除了吃饭，全部补贴家用。除此之外，还在疗养院后山上开辟一小块空地，种萝卜晒成干，也寄回家里。那一年，她19岁。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半个多世纪后，陈素芬回忆此事，仍十分自豪于这份信任。

　　于是，她没有多想，就和几个同样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起，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颠簸，终于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时，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偶尔，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

　　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她们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深处异国他乡，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党员。

　　当时的国际环境，巴塔尔仓也是“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才会被派来工作。

　　年轻阳光的陈素芬不但人很热心，还是交谊舞高手；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果，虽没有父母的参加，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陈素芬至今仍记得，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她记得当时单位食堂，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单位发的饭费是足够的，她却一直舍不得点这昂贵的菜。

　　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流程，现在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工作，从模写开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

　　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大家写完手头的，都会主动去拿下一页。等稿件誊写完，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付下一个程序。

　　60年代，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无论多晚，只要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同事们一样，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面细长的“稿子”连在一起，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

　　这只是最初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不能有任何差错。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

　　形似的汉字很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

　　刚开始，陈素芬也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

　　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

　　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开头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

　　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干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当年为了提高发稿效率，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班人员，每当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

　　楼层之间，为了实现“稿件多跑路，人员少动腿”，也在地板上凿一个洞，上下层之间安装好传送带，将需要处理的稿件标记好，夹在传送带上，一拉就去了楼下。楼下的编辑看到稿件，马上对修改部分做出回应，再把稿子夹好传上来。

　　现在，新华社报刊楼还是过去的报刊楼，地板上的稿件通道，早就被填掉了。人们在电脑前鼠标一点，稿子就能与世界相连，融入新华社遍布全球的新闻信息采编网络。

　　或许在这楼里，陈素芬最能深刻体会到，这几十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