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时代骄子

“校对奶奶”的白发与黑夜

“老派文字工作者”守护白纸黑字追求“零差错”的故事

2019-12-27 08:33:22

12月27日深夜,陈素芬在夜班校对室校对稿件。记者刘婧宇摄

陈素芬和丈夫参加那达慕大会。受访者供图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

  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盆中绿植郁郁葱葱,不见一片枯叶,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整洁中透着主人的精心。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白天在家里,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施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在陈素芬的世界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极少闲聊,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对”,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童年记忆中,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唯一一次吃到苹果,还是生病发高烧时。

  “苦命的孩子”,她这样形容自己。每当邻居给小素芬一点好吃的,她都会开心地带回家,绝不会吃独食。

  解放后,因工人家庭的良好出身,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

  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每月能挣30多元,工资除了吃饭,全部补贴家用。除此之外,还在疗养院后山上开辟一小块空地,种萝卜晒成干,也寄回家里。那一年,她19岁。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半个多世纪后,陈素芬回忆此事,仍十分自豪于这份信任。

  于是,她没有多想,就和几个同样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起,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颠簸,终于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时,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偶尔,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

  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她们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深处异国他乡,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党员。

  当时的国际环境,巴塔尔仓也是“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才会被派来工作。

  年轻阳光的陈素芬不但人很热心,还是交谊舞高手;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果,虽没有父母的参加,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陈素芬至今仍记得,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惯还一直保持着。她记得当时单位食堂,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单位发的饭费是足够的,她却一直舍不得点这昂贵的菜。

  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流程,现在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工作,从模写开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

  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大家写完手头的,都会主动去拿下一页。等稿件誊写完,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付下一个程序。

  60年代,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无论多晚,只要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同事们一样,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面细长的“稿子”连在一起,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

  这只是最初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不能有任何差错。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

  形似的汉字很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

  刚开始,陈素芬也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

  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

  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开头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

  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干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当年为了提高发稿效率,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班人员,每当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

  楼层之间,为了实现“稿件多跑路,人员少动腿”,也在地板上凿一个洞,上下层之间安装好传送带,将需要处理的稿件标记好,夹在传送带上,一拉就去了楼下。楼下的编辑看到稿件,马上对修改部分做出回应,再把稿子夹好传上来。

  现在,新华社报刊楼还是过去的报刊楼,地板上的稿件通道,早就被填掉了。人们在电脑前鼠标一点,稿子就能与世界相连,融入新华社遍布全球的新闻信息采编网络。

  或许在这楼里,陈素芬最能深刻体会到,这几十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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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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