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壁画修复现场、壁画临摹现场认真工作，图右为李佛。

　　出了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城，沿S307省道向东前行60多公里，汽车转进了满目荒凉的沙丘地带，又行车许久，记者才来到了背依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的克孜尔石窟，一睹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石窟的风采。

　　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逐渐停建，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4000平方米，并存有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荒漠中默默守护着克孜尔石窟以及同在古龟兹地区的其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是一群甘于寂寞的文物工作者。他们深扎祖国西陲，在荒漠中追寻自己的事业理想，默默守护着广袤土地上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舍不下工作这份“情”

　　坐落于克孜尔石窟景区内的新疆龟兹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成立于1985年，主要工作职能是对古龟兹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库车、拜城、新和等县）佛教石窟进行科学保护、管理和研究，除世界遗产克孜尔石窟外，所负责的其他8处石窟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研究院目前有职工116人，在编职工51人，聘用人员65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职工。

　　相对于外面世界的繁华热闹，守护文物这一工作难免有些枯燥无味。不过，在研究院的职工看来，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佛，是一位已在这里工作8年的“80后”。他来自安徽淮北，毕业于厦门大学岩彩画专业。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他们来克孜尔石窟考察、临摹壁画。在感受到克孜尔壁画的独特风格和珍贵价值后，原本打算进高校工作的他便转变了志向，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来到这里，一头扎进壁画临摹工作中。不仅自己过来，他还耐心说服了同样家在安徽的妻子一同前往，在研究院的职工宿舍住了下来。“刚来时觉得新疆气候干燥，现在回安徽老家倒觉得太潮湿，不习惯了。”李佛笑着告诉记者。

　　与李佛的“一见钟情”相比，参加工作5年、从事壁画保护的“90后”甘肃青年谢文博，对克孜尔石窟则是“日久生情”。“工作、吃饭、睡觉都在研究院，下班后哪里也去不了。刚来时感觉不太舒服，甚至下决心要辞职。”谢文博告诉记者，随着工作的推进，他逐渐看到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以及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最终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现在也会享受这种安静，工作结束后在宿舍看看书，去洞窟或河边坐一会儿，觉得很不错。”

　　“冷板凳”上出细活儿

　　由于研究院地理位置偏远，在很多人眼里，在这里工作就相当于坐上“冷板凳”。但是下定决心留在这里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忙碌且有意义”。

　　“吃住都在研究院，我们的工作像是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基本上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研究院遗产展示交流中心负责人、1985年出生的乌鲁木齐姑娘申春在这里已经工作了6个年头。她表示，展示交流的工作相对繁琐，做展览、编画册，每天起床后就投入工作，晚上还会加班。令她颇为自豪的是，近年来，龟兹壁画已经走出石窟、走出新疆。“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临摹了很多石窟壁画作品。近年来，随着科技手段的引入，我们拍摄了很多高清壁画大图，这些材料在全疆乃至全国的院校、博物馆展出，尤其受到美术院校学生的欢迎。”她说。

　　相对于申春，谢文博的工作则更需要耐心、细心。他告诉记者，壁画修复工作要“慢工出细活”，“有一位同事花费了10天时间，才成功修复了一幅两张A4纸大小的壁画。”

　　“壁画修复工作之一是空谷回填，需要用手长时间按压紧贴壁画的木板，然后向壁画后的空谷中注入泥浆，用眼看、用耳听、用手感受泥浆回填的情况，有时要手撑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如果修复的壁画在洞窟顶棚则更加辛苦，虽然可以坐在脚手架上，但要一直抬着头。”谢文博告诉记者，修复时一般有三四名团队伙伴，但几乎不会说话聊天，“口中的湿气会对壁画产生不良影响，有些起甲严重的壁画，吹口气就会剥落下来，因此还要屏住呼吸。”他说。

　　每天独自对着壁画，一边临摹，一边捕捉壁画蕴含的信息，体会当时人们绘制时的心态，是李佛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了整理性、复原性临摹，不仅要记录当下壁画的状态，还要通过查阅整理资料，尝试在画中补齐被损坏的部分。”李佛说，这项工作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每人每年的工作量大约在5平方米。在完成行政及基础研究工作的同时，李佛迄今大约临摹了20平方米的壁画。

　　除临摹壁画外，李佛和美术研究所的同事还积极对壁画矿物颜料进行研究，尝试不同材质、不同颗粒大小对色彩的影响，以最大程度复原石窟壁画色彩。“画画、书法已经从专业转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李佛告诉记者。

　　为工作排除万难

　　“这里位置偏僻，购物非常不方便。”申春告诉记者，自己在网上购物经常会遇到拒绝送货上门的情况。物流不便、信息不畅也让李佛颇为困扰，“有好的矿石原料，我们得到消息时往往已经卖出去了。有些物流一听说新疆就不发货，或者只能寄到乌鲁木齐。”李佛说，他们曾为了采购一批厦门发货的机器，辗转耗费了近2个月。

　　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手缺乏，让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常常“身兼数职”。谢文博介绍，男性业务人员还要承担夜晚值班的工作，以弥补安保人员不足。“人少时3天值一次夜班，睡在景区门口的简易床上，轮流看监控录像，发现异常还要去巡逻。”他说。

　　对“上有老、下有小”的李佛而言，如何兼顾家庭是一大难题。由于夫妻都在研究院工作，刚上小学的孩子从出生就由安徽老家的父母抚养，每年只有冬天才能团聚。好在李佛夫妻已在乌鲁木齐买房置业，希望有天能把孩子接来。

　　尽管要克服种种工作上、生活中的困难，但对于这些甘于寂寞、决心献身文物事业的工作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人生。（本报记者 孟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