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心愿

——走进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老干部周智夫的精神世界

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园中阅读报纸。　姜东军摄

周智夫在重症监护室中收到交纳特殊党费的收据。姜东军摄

　　“七一”这天，周卫华又习惯性地回到父母家中。和往年一样，烧一桌好菜，倒上葡萄酒，一家人围坐在桌前。

　　“七一”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堪比春节的重大节日。

　　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父亲周智夫的位置空了。凝望父亲生前的座位，周卫华潸然泪下——

　　以往，父亲在这一天会“庄重地穿上他的老军装，格外高兴”。从不喝酒的他，在这一天会端起酒杯。随着酒杯碰撞的清脆响声，这名老党员、老军人那些烽火硝烟中的故事，夹杂着葡萄酒的酸甜，滚滚而来。

　　“爸，节日快乐！”周卫华和家人举起酒杯，对着那个空着的座位喃喃说道。

　　3个多月前，94岁的周智夫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从全国各地赶来的5个儿女，为他穿好心爱的军装，泣不成声。

　　周智夫，一个在旧社会长大的穷苦孩子，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战士，一个有着75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从旧时代走来、见证新时代的老兵。他平静地离开了，走得很幸福——

　　“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我活下来了。活了这么久，活得很幸福。”这是周智夫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没有遗憾了！”这是周智夫躺在病床上了却最后的心愿时，对家人说的话。

　　这位老人最后的心愿究竟是什么？

　　是想见远方未能回来的儿孙，还是想再看看当年征战沙场的照片？

　　都不是。

　　答案在那张鲜红的党费收据里——2018年初，病重的周智夫委托家人向党组织交上了12万元特殊党费，“这是连这辈子剩余的，带下辈子的党费”。二女儿周卫平说，当父亲用颤抖的手，轻轻捏住党费收据时，戴着氧气面罩的他，眼神中满是激动。

　　老兵最自豪、最传奇的军旅人生，浓缩在一枚枚军功章里

　　周智夫的儿女都知道，父亲最宝贝的东西都藏在一个小木盒里。这个深褐色的小木盒又被藏在家中那个大衣柜的夹层抽屉里。如果岁月可以被收纳，周智夫最自豪、最传奇的那段军旅人生便都存放于此。

　　打开小木盒，来自战场的硝烟与轰鸣仿佛弥漫开来——盒子里装的，是周智夫的军功章。

　　解放奖章是一枚小小的金色胸章，红色的五角星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着光芒。这枚颁发于1955年的奖章，是周智夫参加解放战争的见证。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奖章看起来仍像是崭新的，鲜红的五角星色彩依旧。

　　比奖章更为深刻的印记，是留在他右胸下部一个长达10厘米的凹陷。

　　1946年，国民党军队兵临安徽濠城外。时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的周智夫，和战友们守着城里的粮食。战役打响之前，周智夫对战友们说：“若是这粮食被抢去了，那意味着濠城也将失守。濠城失守了，国民党就会像洪水一样北上。”

　　子弹迎面射来的时候，周智夫正向不远处的一名敌人举枪射击。

　　“砰！”子弹在他的左肩上旋开一个口子，来不及反应，子弹又顺着轨迹贯通了他的右肺，接着冲出他的身体，径直插入他身后通信员的小腿。鲜血很快将他们的衣服浸透。

　　再睁开眼时，周智夫发现自己躺在后方医院里。他缓了一下神，想要坐起来，却发现根本没有动弹的力气，撕心裂肺的剧痛逐渐蔓延全身。

　　那是真正的“撕心裂肺”——这个贯通伤让他失去了右侧第六根肋骨，以及近三分之二的右肺叶。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下战场，让他活了下来。

　　和周智夫一起负伤的通信员，截肢了。没过多久，他伤口感染，病情不断恶化，几天后牺牲在医院里。

　　敌人的炮火震碎了医院的门窗。医生、护士和周智夫的战友们，抬起担架转移阵地。刚刚做过几次大手术的周智夫无法行走，战友们抬着他一路北上。望着天空中弥漫的硝烟，周智夫好多次眼角不自觉淌出泪水。

　　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手术，被战友们抬着、搀着，一路从苏北辗转至东北。当时只有20多岁的周智夫，明白了什么叫“九死一生”，心中也永远地刻下一个信念：“我的命，是组织给的。”

　　外孙周洵在5岁的时候，第一次触碰姥爷身上这道“可怕的伤疤”。懵懂之中，姥爷第一次给他讲了“打仗的故事”，他“虽然不太懂，可依然觉得很神圣”。再次触碰，是2011年周洵第一次带新婚妻子去探望他。

　　看着一手带大的外孙成家立业，一向少与小辈交流的周智夫打开了话匣子，从苦难的童年讲到安享的晚年。讲完后，周智夫郑重地将两个年轻人的手交叠在一起，说：“你们要好好的。”

　　周洵曾想向姥爷讨一枚军功章做纪念。妈妈告诉他，趁早打消这样的念头，“那几枚军功章，你姥爷看得比命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