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执行人的申请最终被驳回，但其程序上的权利应当予以保障。”邓霖说，在外人看来，执行工作似乎很简单，好像仅仅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实现当事人的权益，但是只要你深入进去就会发现，有时候实现的过程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执行工作中，我们时不时地就会遇到各种各样法律没有规定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确保申请人实体权利实现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注重程序问题。”因此，邓霖认为，执行工作需要细心，尤其是遇到疑难问题时，要慎之又慎。

　　执行有时候就像一场长跑

　　“在执行局工作得越久，你手上的案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邓霖说，“我觉得执行案件就像一场艰苦的长跑，虽然执行法官的办案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但其办案过程却更加费时费力。”邓霖深有感触地说。

　　2009年，邓霖接手了一起集资诈骗案退赔的执行案件。

　　“这个案子一共有176名被害人，大多是老大爷、老太太。这些被害人一开始情绪都很激动，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法院上访。”邓霖说。

　　据邓霖介绍，该案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就发现几名被告人已经没有多少可执行的财产了，但被害人仍然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他们挽回全部损失。邓霖表示，接手该案后的3年时间里，接访这些被害人成了自己工作的重点。

　　“法律、道理、人情，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讲。说实话，有时候次数多了，心里也觉得烦，但我还是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放弃，要保持耐心。”邓霖说，啃这些“骨头”案件如同长跑，这一过程中，总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刻，你咬牙坚持下去了，就能取得胜利，而一旦放弃，就功亏一篑。

　　为了统筹兼顾其他工作，经过多次沟通，邓霖终于成功说服被害人不再频繁地到法院来群访、聚众，如果有财产线索提供，或有什么情况需要沟通交流，请晚上或周末随时打办公室电话联系，这样邓霖就能保证在正常的上班时间能办理其他执行案件。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什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我们执行法官却经常要面临一些‘说走就走的执行’。”邓霖说，查控财产讲究快、准、狠，但每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白天在外面跑的时间多了，很多其他事情就要利用晚上或者节假日来加班处理。在那段时间，邓霖还向176名受害人的代理人承诺下班时间或者周末、节假日都可以打电话联系她。

　　2010年端午节放假期间，邓霖正在办公室加班，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

　　“邓法官，我今天就是随便打一下试试看，没想到你真的在加班啊。”电话那头的被害人代表廖某有点惊讶。邓霖说，自从那通电话后，被害人方面的情绪缓和了很多，开始信任她了。听到廖某那句“你真是位好法官”后，邓霖心里暖暖的。

　　2010年，廖某向邓霖提供了一条财产线索，说被告人在贵州还有未处置的房产可以执行。邓霖不敢大意，立即驱车前往贵州查证，结果发现该线索并不属实。

　　2011年，廖某再次向邓霖提供了一条财产线索，说其中一名被告人在上海还有股票可以处置。得到这个消息后，邓霖依然不敢马虎，立即带着书记员前往上海进行调查。

　　这次有了收获！

　　经查实，被执行人在上海确实还有股票可以执行，邓霖当即依法冻结并处置了该股票。

　　“其实那次执行回来的钱也不多，每个被害人大概只分得到几百元，但是当我把执行款发放给那些被害人时，现场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霖说，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因为被执行人躲避执行，有些的确是因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名执行法官，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即使最终没能执行到案款，大部分申请人还是会理解的。在邓霖看来，在与当事人沟通过程中，换位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切实从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你才能赢得申请人的尊重和理解。”邓霖说，这无非就是以真心换真心的过程。

　　执行工作要在积累中创新

　　这两年，全国各地法院都在大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邓霖明显感觉肩上的任务更重了。

　　“现在案多人少是全国法院面临的共同问题，除了加班和增加人员外，我认为提高执行效率也是攻克执行难的一个关键所在，我平时也在一直思考如何更快地查控被执行人的财产。”邓霖介绍说，这几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法院的执行效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我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实时查控被执行人的财产，比起以前光靠一双腿来跑，效率要高得多。”邓霖由衷感慨道。

　　近些年，各类信息技术在执行工作中的创新性应用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但邓霖认为，信息技术固然重要，而执行法官在具体工作中通过积累与思考，实现工作机制的创新同样重要，在这方面，邓霖的确有过创新性的举动。

　　2009年，邓霖收到了一件标的额为900万元的建筑合同纠纷的执行申请，被执行人系湖南长沙的一家建筑公司。

　　“这个案子我前后6次跑到长沙查找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房产等，但均未查到财产线索。”以往的执行经验告诉邓霖，像被执行人这样在当地比较知名的企业，不可能一点财产都没有。

　　“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快捷的执行查控网络系统，而我也不可能一直守在长沙。”几次扑空之后，案件执行似乎进入了死胡同。就在这时，邓霖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来个悬赏公告呢？有了想法之后，邓霖立即与申请人协商，询问其是否愿意进行悬赏公告。申请人当即表示同意，并愿意出资10万元用于奖励提供真实财产线索的人员。之后，邓霖就联系了《长沙晚报》刊登了一则悬赏公告。

　　“执行悬赏在当时重庆乃至全国法院都还比较少见，我当时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进行的。”邓霖没想到自己在2009年一次尝试，现在成为全国各地法院攻克执行难的一个利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过多久，邓霖就收到一条关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原来被执行人还开设有一家职工医院，财务上隶属于被执行人。收到这条线索后，邓霖当即又赶往长沙，打算对医院进行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医院是最后的打算，我心里还是想着被执行人能主动履行。”到了长沙之后，邓霖就给被执行人送达了关于拍卖职工医院选定评估机构的通知书。邓霖说，这是自己有意为之的“打草惊蛇”之举，意在告诉被执行人，如果再不主动履行，法院就动真格的了。

　　果然，当天下午，该公司董事长急忙从北京赶回长沙，到了邓霖住的酒店要求与邓霖面谈。经过一番说理教育，该公司董事长当即表示愿意履行，但希望法院给予合理期限筹集款项。一个星期后，被执行人就完全兑现了900万元的欠款。

　　一次突发奇想让本已“山穷水尽”的执行案件瞬间就“柳暗花明”，但邓霖还是强调，自己的创新绝非凭空而来，仍然是平时积累和思考的结果。有了这次成功的经历，邓霖更加注重在平时工作中的总结与思考。除立足自身工作外，她平时还非常关注北上广深等东部发达地区法院的经验做法，并在工作中结识了一批法官朋友，彼此间经常相互交流，提高了自己对工作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