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贺龙。

　　手捧父亲军刀的作者。

　　打开像二胡琴盒那样的一只精美的樟木匣子，红布裹着的一柄修长的硬物静静地卧在橙色的绸缎中；再一层层掀开红布，一把两指宽，近一米长的指挥刀，蓦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刀呈弧形，作为刀的部分从由铜条环护的龙头刀柄处伸出，长长的像一条带鱼那样微微翘起来。刀身是黑的，不是人为涂上去的黑，而是被渐渐生长出来的锈覆盖了原有的光芒。换个角度说，那斑斑锈迹，是南方慢慢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刀身和刀刃上凝固的漫长、潮湿而又沉寂的时间。

　　漫山遍野盛开红杜鹃的五月，上述画面出现在湖南沅陵县人民政府特地为我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未几，县委钦代寿书记小心翼翼地捧起这把刀，郑重地交给我。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像一阵暴风雨穿过悠长的时光。我有点迷离，又有点晕眩。但我知道我不会倒下，因为此时此刻我正被突然降临的一阵巨大惊喜轻轻托举着；因为此时此刻，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还因为此时此刻，我从祖国的首都北京回到父辈的故乡，代表湘西的一族血脉，在承受历史授予我的荣耀。

　　一把典型的龙头柄清末新军佩刀，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在记忆里反复搜索，感到应该在童年或长大后收集到的父亲的某张照片中。进一步想，童年虽有可能，但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我来到这个世界尚未足月，除了本能地感到饥饿，对万事万物没有任何感觉。剩下的，就是父亲的某张老照片了。没错，这不会有疑问，在不知是父亲自己保存，还是来自敌人的档案，抑或由图书馆的报刊资料保存下来的几张老照片中，确有一张他穿着上衣和帽子垂着许多穗穗的军服，稳稳地坐在那里，双手扶着这样的一把指挥刀。

　　我捧过刀仔细打量起来，县委钦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张主任从两边靠过来，一人托着刀柄，一人托着刀尖，轮番告诉我：此刀长90.5厘米，宽12.8厘米。重1.42公斤。刀身为青铜加钢锻造。据考证，系1925年2月16日我父亲贺龙就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佩刀。由于流落民间八十二年了，与我年纪相当；而且有很长时间埋藏在地下，因而外面为铁皮内里为樟木的刀鞘被朽蚀了大半，只剩下刀柄一端约尺把长的一截。所幸这截残存的刀鞘，并未被铁锈和埋藏时沾上的泥巴粘连，还能拔下来。一闻，一股浓郁的樟木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惊叹的是，流落民间八十多年的这把刀，虽然从未磨过，因斑斑锈迹使刀身显得乌黑发暗，但刀尖和刀刃还非常锋利，颀长的刀刃星星点点地闪烁昨日的光芒。握在手里轻轻一挥，依然听得见嗡嗡鸣嘤。

　　我用比父亲小一圈的手握住刀的龙头柄，仍握不过来。我想到它曾在十年漫长的日子里与父亲形影不离，龙头柄的纹理已被他那只粗大的手磨得光溜溜的。他手上的油和汗为长年把握的刀柄像镀铬般地镀上一层透明的保护层，这就是文物家们所说的包浆了。这是整把刀唯一没有生锈的地方，握在手里，仿佛还能触摸到父亲手里的余温。

　　问题出来了，我父亲出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后跟随他十年的这把指挥刀，为什么会流落在沅陵？想想八十多年前的沅陵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我父亲与沅陵在八十多年前有着怎样的渊源和交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历史记载，八十多年前沅陵发生的最大一件事，莫过于我父亲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在此过境了。那是1935年11月19日，浩浩荡荡的红二、六军团从父亲的故乡桑植刘家坪出发。21日，两路行进的红军分别从洞庭溪、小宴溪等处渡过沅水。其中红二军团经高坪、水田、善溪到达桥梓坪；红六军团从葡萄溪经毛垭到达桥梓坪。这里就是沅陵的属地了，过去叫桥梓坪，现在叫清浪乡。22日，部队在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庆仪式，庆祝顺利渡过沅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新中国成立后听父母和好几个叔叔说过，国民党军发现红军的进军意图后，在沅水两岸布下重兵。当红军夺取渡口过河时，派来的几架飞机狂轰滥炸。当时，我母亲蹇先任把刚生下来二十天的我放在由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跟随红二军团卫生部前进，敌机扔下的炸弹把小骡马惊得两蹄腾空，差点把我从摇篮里抛出来。我母亲死死拽住小骡马的缰绳但怎么也拽不住，这时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叔叔撑一只木船从对岸赶过来，救了我们母女两条命。

　　红二、六军团在桥梓坪住了四天，主要用于休整队伍，恢复体力，筹措给养。桥梓坪是个大村子，有好几个自然村，红二军团驻在当年叫岗柱岩，今天叫八方村的一个村子里。指挥部设在一个叫陈定祥的贫苦农民家。不用说，我和我母亲也跟随我父亲住在陈定祥家。因为我父亲既是红二、六军团的总指挥，又兼任红二军团军团长，在这四天中，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给群众送粮、送物、送医、送药，一切命令都是从陈定祥家这栋破旧衰朽的老屋子里发出的，因此这里成了桥梓坪的老百姓衷心拥戴和敬仰的地方。而这时，我父亲把他珍藏了十年的那把在清末新军中佩带的指挥刀，赠送给房东陈定祥，说明在短短几天里，陈家于我父母留下了在他们心目中永难磨灭的记忆，或者发生了让彼此刻骨铭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