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黄郎”

　　总怕“赶不上”的黄大年，是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不断透支着自己。他是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战士，带着团队冲锋、再冲锋。

　　在助手的眼里，黄大年的工作有两个状态：加班和出差。同事们背后送给他一个雅号——“拼命黄郎”。

　　是的，他真的是在拼命！

　　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早上八点又重新出现在办公室，周而复始。地探学院所在的地质宫大楼每晚10点关大门，可这条“禁令”却对黄大年不起作用。“黄老师总是后半夜来敲门，刚开始我们不高兴。”地质宫门卫庞春江回忆，“但后来时间长了，我们觉得他才是真不容易，就告诉他‘无论多晚进出，喊我一声就行’！”

　　生活上，黄大年不讲究——饿了，有时吃两棒烤苞米，有时干脆不吃；困了，灌一杯黑咖啡；倦了，披着旧夹克眯一会儿，或是大冬天干脆打开窗户冻得一激灵继续工作。

　　工作上，他追求无懈可击——哪怕凌晨一点发现汇报材料上有一个错别字，也必须重新修改打印校对，哪怕忙到天亮也不歇气。

　　除了加班，就是出差。7年间，他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160多天，而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秘书问他订哪一趟航班，他总是头也不抬：“就今天最后一趟吧。”

　　司机刘国秋说，黄大年出差往返总是在半夜，“一上车就开始接打电话说项目的事儿，一说就是半个多小时”，有时突然没声儿了，一转头，原来是他举着电话歪在后座儿睡着了。后来，刘国秋干脆从自家拿来枕头被子，常备在后座上。

　　助手于平说，黄大年出差，在飞机上不是写材料就是修改PPT，“从来不闲着”。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说，每次在北京开会碰见黄大年，他总是“带着小跑，一头汗”。

　　只要黄大年在学校，办公室门口就经常排着长队。秘书王郁涵说：“黄老师健谈，别人问一个问题，他能给讲两三个小时，等他的人排也排不完，简直需要个叫号机。”

　　忙碌的黄大年也有铁汉柔情的流露。

　　2016年元宵节，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的黄大年，发了一段文字到微信朋友圈：“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洋。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5层，夹在‘十二五’验收和‘十三五’立项的结合部，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取舍的中间。”

　　难以取舍，终究也要取舍。

　　为了赶项目进度，女儿在英国的婚礼被一推再推，2016年5月8日，黄大年好不容易挤出时间赴伦敦参加了婚礼，而这，竟成了他和女儿见上的最后一面。

　　2016年教师节，在外出差的黄大年在微信中感叹：可怜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末、节日加平时，空守还空守……回国6年多，在长春南湖边2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孤独的妻子“从灿烂到忧郁”“从微笑到焦虑”，总说“忙完这一年就好了”，却一年之后又一年。

　　因为有取舍，他牺牲了自己的健康。

　　2016年６月27日，在前往北京参加“深部探测”项目结题会的前一天，连着熬了三个晚上的黄大年晕倒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来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开会前，他倒出几粒随身带的速效救心丸，一仰头扔在嘴里，就走进了会场。

　　后来的几个月，昏倒和胃痉挛的频率越来越高，助手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自己从家里拿几粒药生生顶着……王献昌很心疼：“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他在微信里回复得干脆：“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2016年11月29日凌晨两点，因为胃部剧痛，黄大年晕倒在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上。在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里，医生想伸手抽出他怀里的笔记本电脑，却发现被他箍得死死的。苏醒过来的黄大年，睁眼看到电脑，才长舒一口气：“里面的研究资料可不能丢，我万一不行了，千万要交给国家。”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手术前，在病房里，黄大年一边叮嘱着于平“把咱们的经费再砍掉一些”，以确保项目其他机构能积极参与，一边对前来探望他的吉林大学校领导说：“手术后两个礼拜就回来上班，绝不会影响工作！”

　　然而，2017年1月8日，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病床上，这个“铁打”的战士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