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武树臣,男,1949年10月出生,北京市人。1968年12月开始,先后在山西省夏县、四川省新都县插队锻炼。1973年10月考入四川省温江地区师范学校读书,197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8月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4月任系副主任,1993年8月被破格评为教授,1996年6月成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4月调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任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05年4月调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任部长。2009年11月,调任北京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2010年11月至今,被山东大学聘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兼任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武树臣与新中国同龄,可谓阅历丰富,在山西、四川两次插队,既是教授,也当过法官,还在北京奥组委任职。退休以后,武树臣仍醉心于法律思想史学术研究。《法制日报》记者几经联系,终于能够一窥他的别样法律人生。

　　讲述人:武树臣

　　从图书馆系调剂到法律学系

　　1977年秋天,国家恢复高考。当时我在四川省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当老师。我和同校的几位年轻教师高高兴兴地报名、填表。但是,学校校长的一句话给我们泼了盆冷水。他说:“你们都考走了,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不准报考。”我们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又一想,校长的意见不符合国家政策。我们最后商定,去地区文教局“告状”。

　　我们到了文教局,说明来意。文教局的负责同志说,国家鼓励大家报考,你们校长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马上打电话跟校长说明一下。等我们回到学校,校长正笑嘻嘻地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说,我不是有意为难你们,我是舍不得。

　　报了名以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好在那年不考外语。当时,我是班主任,每天早上6点半要和同学们一起出操跑步,白天杂事不少,没有完整的时间看书,只有晚上集中精力复习功课。

　　我每天晚上复习什么都有计划,一直奋战到凌晨两三点钟,伸个懒腰,踱出门来,发现别人宿舍还亮着灯,便用冷水洗个脸,继续战斗。那段时光,我自信是最晚熄灯睡觉的人,常常在似睡未睡之际,听到鸡鸣。

　　高考之后不久,就要填报志愿。到底填报什么志愿,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同校的宗小荣老师建议我第一志愿填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将来当记者好,记者是“无冕之王”。于是,我填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突然想起来,要跟母亲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母亲说,上海又没有亲戚,生活不方便。有北京的学校吗?我说,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母亲坚定地说,就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只要能回北京就行。

　　放下电话,我马上去学校办公室改志愿,老远就看见办公室主任程洛玲夹着档案袋往校外走。我赶紧拦住程主任,说,我要改志愿。程主任说,老武,多危险,你再晚来一分钟,我就到招生办送志愿表去了。

　　我们回到办公室,我用随身带来的刮胡子刀片,把志愿表上“复旦大学”的“复旦”二字轻轻刮掉,写上“北京”二字,把“新闻”二字刮掉,写上“图书馆”三字。

　　不久,接到校办公室通知,让我给四川省招办回电话。接电话的是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老师。老师说,我们考虑到你年龄比较大,图书馆系要学两门外语,你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还有两个机动名额,是法律学系的,你是党员,我们觉得你读法律比较合适。你愿不愿意?我问,法律学系是学什么的,将来做什么工作?老师回答,就是学政治、法律,将来当法官、国家干部,也可以搞研究、搞教学。我说,我愿意学法律。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不久,我和未婚妻王永芳商量,决定把婚事办了。1978年元月下旬,我们举行了简洁大方的仪式,把婚结了。

　　与法律思想史结下不解之缘

　　1978年3月,北京大学法律学系77级82名新生,经过入学教育后,就正式上课了。按教学计划,应当先开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但由于讲课老师有事情不能开课,临时调课,由张国华老师讲法律思想史的课程。在此之前,我们就听说张老师很有学问,讲课颇受欢迎。

　　张老师来了,他在教室门口停下脚步,问了一句,你们是77级学生吗。是!大家不由得鼓起掌来。张老师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他眉毛很浓,双眼透着慈祥智慧的光芒。张老师讲话不紧不慢,略带一点湖南口音,语言通俗而简洁,逻辑清晰,而且又符合语言规范。他讲的话,照录下来,甚至不用改动一字一句,就是一篇好文章。

　　在讲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接着问谁能讲一讲这句话的意思?停了一下,见无人举手回答,就问:武树臣同学来了没有?你说说看?我站起来说,孔子墨子学派为宣传自己的学说,四处游说,席子还没睡暖和,炉灶的烟囱还没有熏黑,就出发了。张老师听了,十分高兴。这次课,是我和张老师第一次对话。下课以后,我和张老师又聊了几句,张老师说:你帮我查一句话,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还是“取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我记不清了,下次上课时告诉我。

　　中午休息时,我骑车回家,从箱子里找出读儒家经典时的笔记本,查到了出处,是《礼记·礼运》。下午,我急忙回到学校,直接去了法律学系教研室,把那张记着原文和出处的纸条交给一位老师,请他转交给张老师。

　　后来,张老师成为我的恩师,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还因为我能够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研究工作,全仰仗张老师的指引和栽培。不仅如此,我的人生观、待人处事的原则等,都受到张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生宿舍在北大南门附近,房间很小,只有10平方米,屋里有四张上下床,四张书桌,一张空着的床用来放杂物。

　　入学时,我们宿舍在16楼128房间,就是所谓的“三角地”东侧,后来搬到37楼314房间。我们宿舍住着7名同学。

　　资格最老的是河山,当过兵,经验丰富,他平时待人总是乐呵呵的,说话慢条斯理,很风趣。他擅长照相,照相技术、冲洗照片效果都好。河山当时住在三里河,我家住月坛北街,星期六下午,我们一路骑车回家。河山文笔很好,读书时就组织大家写书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