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4月19日电(记者李惊亚)2016年11月,我来到贵州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民主组采访,在当地干部的引领下,登上一条名叫“大发渠”的水渠。8年的记者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脊背冒冷汗、双腿发软打颤。

　　站在起点看,“大发渠”和中国农村普通的水渠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踩着渠沿行走了大概两公里,双腿就开始不听话地软掉了。

　　右侧是峭壁,左侧是悬崖,眺望远处起伏连绵的崇山峻岭,连一只飞鸟都找不到……夕阳下,身体离天似乎格外的近。而行驶在山间公路上的汽车,成了一个个渺小的黑点。我头晕目眩,真正体会到心悬在半空的感觉。

　　当地干部说,这里以前叫草王坝,世世代代严重缺水,群众吃不饱肚子。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一位名叫黄大发的村支书带领群众用风钻、钢钎、铁锤,在离地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前后历时三十多年,终于把水从山那边引了过来。群众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近万米长的水渠。“大发渠”是草王坝的生命渠,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眼见到黄大发老人,他的形象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身材敦实,精神很好,特别是眼睛,专注有神；嗓门很大,说话铿锵有力；腰杆很硬,总是昂首挺胸。尽管已82岁高龄,黄大发仍有每天巡渠护渠的习惯；他在渠上走,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都追不上。

　　我问:“在渠上走的时候您怕不怕?”

　　他说:“不怕。”

　　“我听说,(修渠)测量的时候,别人不敢下去,您主动要求把自己吊在300米高的半空中,那个时候您也不怕?”　　

　　他笑了:“腰上的绳子把我拴得牢牢的,有什么好怕的?”

　　我接着问:“修水渠的时候,您最怕什么?”。

　　他收起笑容,认真地说:“我最怕村里人有伤亡。”

　　采访中,我的心经常被深深打动,但最刺痛我的是这样的事。1993年,水渠工程最忙的那年,黄大发的二女儿生了重病。一天,黄大发拉家里的猪去卖,家里人以为是换钱给女儿看病。没想到,黄大发一心扑在工程上,第二天准时出工。而卖猪的钱被压在放工程图的箱子里。可就在那天,女儿因病重去世。不久后,他的一个孙子也因为生病抢救不及时离世。给老两口准备的棺材,竟给了两个可怜的孩子。

　　黄大发的外孙女陈燕说,她回想起那些年跟着外公上山收菜,经过当年草草堆砌的子孙坟前,外公总会抽起旱烟,站上好一阵,用那双苍老的手,轻轻将坟头上的荒草拔除。

　　“我这才意识到,外公一直以来的沉默,其实是他内心无法言说的痛楚；外公不经意的缅怀,是他对逝去亲人,最深的愧疚!”陈燕说。

　　我想问黄大发:“当初,他对群众立下‘军令状’,说自己愿意舍命来换水渠,可知舍出的竟是自己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但我不忍提,更不忍心问他。

　　大半辈子里,黄大发一直在和草王坝后的大山较劲,一门心思都是修渠,来回奔走都是修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修渠。在他心目中,能克服的困难,根本不叫困难；自己吃再多苦遭再多罪都不算什么,只有群众的事,才是大事。这位有着58年党龄,担任46年村干部的老党员,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是草王坝的人心!

　　草王坝人当年喝牛脚印里的积水,连邻乡的人都认为这里不适合人居住。如今,草王坝山清水秀,群众能在家门口修水塘养鱼,荒山变良田的草王坝,竟成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点。　　

　　但是,我来到黄大发家后,仍感到惊讶。一个村支书的家竟如此简陋,除了一台电视机和贵州农村冬天常见的铁炉子,几乎再没有值钱的东西。黑乎乎的木房子,有的地方还透风,只是墙上贴着不少奖状。

　　我问:“黄支书,您有多少证书,能给我看看吗?”

　　老人很快从里屋抱出来一大摞,有乡里颁发的,有区里颁发的。有些证书落款时间是最近两年,崭新的大红色封面在这个简陋的家中尤其夺目。有些证书则是十几年前的,边角已经残破了,黄大发还像宝贝一样的保留着。家里没有像样的桌子,他就把证书一一打开,平平展展地放在一张长条板凳上。那苍老的身影似乎瞬间轻快起来,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灿烂笑容。

　　黄大发说:“房子不漏就行、衣服能穿就行、粮食够吃就行。”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做了件小小的事,不值得大家都来关注他。

　　有年轻人问他:“我们在村里干十几年都觉得好艰难,您干了几十年,怎么过来的?”黄大发说:“像是做了一场梦,轻轻松松就过来了。”

　　我恍然大悟,这位老支书捧出一颗赤子之心,燃烧自己,倾尽所能,把光和热洒向草王坝的父老乡亲,从来没想过谁来回报、谁来关注。他深爱脚下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奉献,是他最大的快乐。他为别人付出艰辛劳动,就是享受着自己最幸福的人生。

　　有人问我:“黄大发修渠的事都过去20多年了,报道他的价值在哪里?有人看吗?”

　　我说:“黄大发为什么感动我?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勇敢、坚定、纯粹、真诚的品格,这种品格能让人潸然泪下,又能让人精神抖擞。这就是力量,我们传播出去,可以感染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