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内容_页头
 
当前位置:中工网人物频道时代先锋-正文
无国界医生:战争中逆流而行的人(图)
//www.workercn.cn2016-12-27来源: 中国妇女报
分享到:更多

  来自兰州的儿科医生邹纬在广州工作18年后,在2013年参加去无国界医生,去到塞拉利昂的人道救援项目。

  还有几天,阿依夏就要再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

  比起5个月前,第一次独自远赴阿富汗执行无国界医生的前线救援任务,这次,她显然更加从容,除了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还给在项目上结识的朋友,合作过的同事精心准备了刺绣枕套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年礼物。

  而她的伙伴们,也在等待着这位中国医生的再次到来。

  “生死启示”

  30岁的阿依夏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今年5月,当她坐在车里,从机场前往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霍斯特省的项目——一家妇产医院,为自己的第一次前线救援工作兴奋不已时,并不知道十几天后,自己将面临多大的挑战……

  一名已经足月的孕妇在家中昏迷,家人花了4个小时才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孕妇已因缺氧引发癫痫,抽搐不止,舌头都被咬破了,七孔出血,血压非常高。

  是子痫!阿依夏马上做出了判断,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引发脑水肿等,危及生命。

  怎么救?阿依夏懵了,她从未见过病情如此严重的孕妇。中国的孕妇常会产检,这种病很早就能被发现。而在霍斯特,孕妇往往没有任何产检,这名病人没有病历,连病史都无从知晓。

  当地的几名麻醉科医护人员也慌了,连连摆手称处理不了,只能靠阿依夏,她是医院里唯一的外籍麻醉医生,技术也是最好的。

  与国内不同,身边没有专家共同诊治,阿依夏只能临场判断,结合无国界医生的麻醉准则,为患者降血压、给药,配合产科医生尽快为孕妇做剖宫产。

  很不幸,婴儿出生便夭折,而病人仍旧昏迷。阿依夏所在的医院没有成人重症监护室,也没有呼吸机,只好把病人送去当地另外一家医院。

  病人在救护车上也需要持续给药并实时监测,还要进行转院交接,阿依夏无疑是随行医生的最佳人选。可当时已是深夜,按照安全规定,她不能上救护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位男性内科大夫上了车。

  “一定要活!一定要活!”那晚,阿依夏脑子嗡嗡作响,心里一遍遍默念,她知道,病人家中还有五六个孩子在等着妈妈回去。

  第二天中午,消息传来,病人不治身亡。阿依夏自责不已,既怪自己没想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又后悔让病人转院,而自己没有陪同医治。

  她不甘心。之后就这一病例,她请教过很多同行和老师,得到的结论都是,不可能救活,而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将病人转院已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阿依夏始终心结未解。

  两三天后,一名同样病情的病人被送到了医院。这次,阿依夏及时调整好了所有的急救程序,一直留在医院亲自照看病人,没有呼吸机,她就手捏呼吸球,一直捏了三个小时。最终病人母子平安。

  两个病例,一死一活。阿依夏明白,长达4个小时的送医路途,耽误了第一个病人最宝贵的救治时间,转院行为客观上也影响了持续治疗。

  这是阿依夏在那次执行任务的一个半月里,医院唯一的一例产妇死亡病例,让她至今无法释怀。

  前线救援不只是一场“勇敢者游戏”

  霍斯特省位于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网上搜索该地区,前几年的新闻大多与自杀式袭击、爆炸等有关。

  尽管今年阿依夏到霍斯特时当地的局势已相对稳定,“谁在保护我们?”她还是问了这样一句话。

  之后她发现,在无国界医生的营地里,并没有任何军队保护。与此同时,营地、医院和组织的车辆上,到处都有无国界医生的标志和“武器不得入内”的标志。

  无国界医生北京办事处媒体主任魏保珠表示,无国界医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前线救援人员去各地开展医疗救助项目前,组织都会提前与当地政府、各武装派别、部落首领等交涉,阐明组织的中立立场,得到许可后,才会派驻人员进入。

  按照流程,从确定参加项目到出发,直至抵达目的地,前往一线的救援人员都会不断收到各种工作简报、行为守则、应对措施等,以提前了解当地形势、文化习俗、行为规范等,从而保障他们在前线的安全。

  “无国界医生的中立立场,我们衣服上、车辆上印着的无国界医生的标志,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老队员柴溪说。

  2013年7月,柴溪来到南苏丹北部的多罗难民营,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项目。

  她在项目中负责财务、行政和人事管理——无国界医生的前线项目不仅需要医生,还需要财务、水利、建筑等非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以及很多当地员工。

  由于局势动荡,当时难民营里共有三四万人,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0万。这个项目就是在多罗难民营开设诊所,为当地难民和居民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以及孕产妇健康护理、营养护理等。

  柴溪去了多罗才发现,当地没有电网,没有银行,所有款项往来都用现金,财务工作流程也完全不同,要求更加严格、快速,工作人员也时常发生变化。招募当地员工也让她头疼,由于常年战乱,当地人受教育的状况并不理想,想找到完全符合要求的人太难了。而且,因为当地人文化水平有限,只能从事最基础的工作,培训起来也相当困难。

  由于工作原因,柴溪与当地人员交流较多,她发现,难民们生活虽苦,但笑容灿烂。每当有人结婚,村里的女人们会穿上鲜艳的衣服,高举铲子、木棍等生活用品,从村子一路唱跳着来到无国界医生的营地门口,有好几次,她和同伴也被拉进了跳舞的队伍。

  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内战爆发,随着战争扩大,多罗难民营也开始受到影响。

  在营地门口,柴溪看着那条大家曾经载歌载舞的土路变成逃亡之路。人们牵着牲口、拉着孩子,头顶装着全部家当的竹枝筐,满脸凄苦而迷茫地去寻找下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

  很快,不少当地员工也相继辞职或不辞而别。柴溪对此表示理解:“情况危急时我们可以撤离,可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他们只能选择活在当下,离开,只为了活下去。”

  2013年12月底,多罗的安全级别突然升级,项目主管告诉大家,谁有任何不适或害怕,可乘坐第二天前来运送物资的飞机提前撤离。

  第二天,所有人目送飞机飞走,没有人离开。

  当时在外休假的队友因首都朱巴的机场关闭无法归队,纷纷给柴溪发来电子邮件,言辞急切地询问情况,想要尽快返回前线。“我曾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了。”柴溪说。

  “我看到了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潘渊:后勤人员,无国界医生组织首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志愿人员;

  王娅:后勤和行政人员,无国界医生组织首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性国际志愿人员;

  屠铮: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首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医护人员;

  ……

  还有蒋励、安娜……这些名字正逐渐被人们熟知。如今,中国内地已有28名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这些特殊的从业经历也让每个人拥有了独有的收获。

  柴溪在一个个优秀的队友身上,“看到了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2014年年初,完成了南苏丹项目的工作,柴溪回国,辞去了原来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工作,将参与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当成主业。

  这对柴溪来说,并非是刻意取舍的结果,只是单纯的喜欢,“道路已在眼前,那就往前走”,她更愿意将无国界医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因为“在相关领域内同样可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路线。”

  但她并不喜欢别人简单地以“勇敢”“高尚”等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她享受直接看到工作成果的成就感,喜欢看到当地员工经过项目的培训逐渐成长,希望他们能因此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以前,我的工作生活就局限在北京东三环,与世界是隔绝的。在当地人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个样子,感觉到世界的多元化,包容度也更高了。”柴溪说,“所以,我们帮助当地人,当地人也在帮助我。”

  参加南苏丹的项目时,柴溪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他是项目的后勤人员。

  二人志同道合。之后的几年,他们一起参加了无国界医生在尼泊尔震后紧急救援、也门、缅甸佤邦等几次任务,任务间隙,二人就在国内各地做志愿者。

  “很上瘾!”柴溪已经爱上了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

  执行前线救援任务,时常面临离别,这一场景却并不伤感,因为队员们知道,离别只是重逢的开始。为队友送行时,大家会快乐地大喊“See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在世界的某处见)或“See you in next mission”(下个项目见)。

  而对于阿依夏而言,用攒了几个月的假期到前线进行医疗救援,也圆了她从上大学时就深埋心中的梦。

  2016年7月17日~8月31日,出于安全考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除了到达和离开,阿依夏没有离开过霍斯特的营地一步。

  在那里,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她要观察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为他们做麻醉技术的培训,要救治危重病人,还要检查医疗设备和药品的使用情况。对无国界医生来说,最要紧的工作是“授之以渔”,“医院迟早要移交给当地人,所以必须尽快让他们掌握麻醉技术。”并且,医院的正常运行,不但培训出了新一代护士、助产士、医生,也为当地妇女提供了不少工作岗位。

  此次重返霍斯特,阿依夏已迫不及待:与老友重逢,与新友共同为当地妇女儿童的健康并肩战斗。

  对于无国界医生项目未来发展的期待,魏保珠说得很真诚:“希望有一天无国界医生可以不用存在,那意味着世界上将不会再有冲突、疫病、天灾、社会暴力,没有人会被排拒在医疗照顾之外。或者,当灾难发生时,人们能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记者 张园园)

[保存]     [全文浏览]     [ ]     [打印]     [关闭]     [我要留言]     [推荐朋友]     [返回首页]
详细内容_右侧栏目
详细内容_页尾
扫码关注

中工网微信


中工网微博


中工网抖音


工人日报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