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近照（资料图）

　　1984年4月14日谷牧同志听取袁庚同志汇报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情况（资料图） 一周前的深圳，最低温度罕至1℃。对这个城市来说，是奇寒。

　　肺部感染的袁庚躺在病床上。近年来，他数度病情加重，但每次都挺了过来，身边人也都相信他能够度过此次严寒。

　　然而，不幸传来。

　　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病逝。

　　这个时年99岁的老人，抗战、破案、入狱、复出，经历了动荡年月中的滚滚浪潮。到了回家养老的年龄，又到深圳“放手大干”，建蛇口工业区，在此迈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

　　他曾说，“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

　　他的人生也是如此。裹挟着质疑与批评、骂名与挑战、压力与赞誉不断前行，叙写出蛇口神话与改革探索的传奇。

　　回忆抗战：在包花生米的纸中发现情报

　　几天前，袁庚的儿子袁中印一直相信父亲能挨过这一个冬天。

　　据他回忆，父亲晚年时常夜半高歌，唱抗战时期的歌曲。坐在轮椅上的袁庚向涂俏（《袁庚传》的作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回忆大多也是抗战时期的。

　　那是他血气方刚的时候。

　　当时，加入共产党，在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的袁庚，心思缜密又聪颖执着。偶然间，他和队友发现渔民们念叨着包花生米的纸略有不同，仔细一看，竟是被丢弃的日本战斗机的一小部分图纸。他将市集上所有包花生米的纸都买了下来，一张张地拼凑了整整一周，发现了日本运送兵器的信息。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被委以调查部重任，曾在1963年参与破获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文革”时期，袁庚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五年。1973年被释放回家，逐步恢复工作。

　　出格者：“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

　　1978年，61岁的袁庚前往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在多次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得到了中央批准，得以“放手大干”。他提出了在内地构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这是蛇口工业区开发的雏形。

　　建蛇口工业区的报告尚未批复时，袁庚就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前期工作。这种“大不了再回秦城去”的大无畏势头，一直延续到他蛇口工作的整个时期。

　　工业区首个项目蛇口港进展缓慢。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泥20-30车。为提高效率，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超额每车奖4分。从此工人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可运泥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是之前的3-4倍。

　　这样的奖励制度，没过多久就被勒令停止。袁庚一怒之下请来记者写《内参》，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清样批字，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才得以重生。

　　他在蛇口还取消了干部等级制度。无论官员之前是哪一级，来到蛇口后不论从前资历，不论资排辈，这意味着，他尝试彻底突破干部管理体制。他态度坚决“我干我的，你说你的。”

　　与此同时，袁庚也在抵制着诱惑，上级曾想让他分担深圳市长的职务，他以能力有限，难当重任为由推脱。他曾对儿子袁中印说：“我不想当市长，我只想在蛇口干出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