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在政协总工会界别分组讨论会上，来自贵州的朱山委员结合当地的脱贫经验做了发言。

朱山委员结对帮扶纳雍县董地乡，他用自己的专长开展法律援助精准扶贫。在发言中，他还带来《脱贫攻坚涉农系列合同示范文本》，向委员们推广自己的脱贫攻坚经验。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怎样更好地帮助困难职工脱贫解困，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一个也不掉队？来自扶贫一线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沾着泥土”的建议。

　　建议一：保障线标准能不能高一点、灵活一点？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冯鸿昌一连说了好几条建议，说的时候又快又急，似乎想把工友们的心声一口气全“倒”出来。

　　他现在是所在企业的专职工会工作者，同时也是福建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以及厦门市总工会挂职副主席。多样的身份，让他不仅熟知所在企业困难职工的情况，也了解困难职工帮扶方面的普遍状况。

　　“厦门市很重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一些措施需要改进。” 冯鸿昌代表说。

　　一个是保障线标准有待提高。据他介绍，厦门市当前对城市贫困人口帮扶分3档：低保户，由政府兜底；高于低保线标准但收入仍较低的低保边缘户；意外致困户。

　　“这几年，低保线标准逐年提高，但工友们反映，与当地的消费水平相比，标准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冯鸿昌代表说，低保线不高，连带着其他档次保障线标准也高不起来。

　　另一个问题是实施救助的条件不够灵活。比如，在一定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不一，用同一个保障线标准来划分是否合理？有的职工家庭收入水平不符合救助标准，但其在子女教育、重大疾病、慢性病或各种意外后的家庭支出巨大，导致生活困难，是不是也应该将其纳入救助范围？

　　还有一种情况，按规定贫困户标准之一是不能拥有机动车，但有的职工家庭在经济条件较好时购置了机动车，在遭受意外后却因此而不能享受救助；在一些位置相对偏远的企业，摩托车是职工上下班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却成为救助的一个“障碍”……

　　第三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一些救助政策仍有待扩大覆盖范围，比如加快对劳务派遣工、非在编人员等覆盖的步伐。

　　记者了解到，这些问题在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希望帮扶解困的好政策在制定时要因地制宜，更灵活、精准。”冯鸿昌代表说。

　　建议二：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困难职工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91.87%。这是安阳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委员建议的“数据基础”——他建议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安钢现有职工近2.7万名，安钢工会的调查显示，在现有的598名在档困难职工中，绝大部分人患有癌症、肾病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高昂的治疗费用“拖垮”了一家人。

　　“救助困难职工，企业义不容辞。”李利剑委员表示。据他介绍，安钢在救助困难职工方面，分为集团公司救助、二级单位救助、借助上级工会及社会慈善救助等多种方式。

　　在多年帮扶实践中，安钢工会发现，一些职工互助保障举措特别受职工欢迎。具体做法是，在职工自愿基础上，由企业和职工各出资建立保险基金，在职工生活困难时给予救助。

　　“企业应该不断探索创新帮扶方式，让困难职工真正感受企业大家庭的温暖。”李利剑委员认为。

　　不过，他认为，帮扶工作具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周期长、所需资金多等特点。要达到让困难职工脱贫，不仅需要企业承担责任，全社会都应该共同发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一年一度的救助活动，几百、上千元的救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只有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机制，比如提高大病、重病职工就医的报销比例，或把更多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才能切实解决受助职工的实际困难。”李利剑委员说。

　　建议三：为企业分流职工托住底

　　安徽淮化集团公司化工机械厂高级电焊工、淮南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陆胜祥代表所在的是一家老化工企业，目前已经停产，正在重组。眼下，他仍然在没有停产的岗位上工作，但已经做好了内退或转岗的心理准备。

　　约3000名职工的职业命运将被改变，何去何从？这个问题萦绕在企业每个人心头。

　　全国总工会在多地的调研显示，在企业关停并转迁中，分流职工收入下降，由于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且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较差。这意味着，很可能产生新的困难职工群体。

　　针对职工安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内部安置、外部转岗、内退和公益性岗位托底等。尽管了解这些规定，但面对即将发生的职业巨变，陆胜祥代表和工友们心里还是有点慌。

　　不过陆胜祥代表说，“目前安徽省政府高度重视企业重组，已经介入指导。我相信政府会负起责任，为企业分流职工托住底，把工友们安置好。”（本报北京3月8日电）